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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拜宝藏

    普通人难以维持生计时,谁来负责?

    救济能否持续,不只取决于有人愿意施舍。还要有人确认求助者的处境、筹措所需物资,并在第一次发放以后继续承担责任。

    1. 一顿饭以后,还需要什么

    1269年,奈良附近的般若寺举行了一场佛教法会。受助者得到的除了饭食,还有其他物资。一位同时代神社神官的记述列出了米、草席,以及针和线。这场法会由僧人叡尊组织;按照他的宗教理解,受助者本身也在仪式中占有位置。[01]

    针线的用途可以延续到法会之后。一顿饭解决眼前的饥饿,针线则可能用于此后的生活。但物资用尽以后,谁来继续帮助,仍是另一个问题。

    疾病使人无法工作、家庭失去扶养者,或整个社群遭遇短缺时,谁应当采取行动?日本历史中的答案常常涉及多个方面:家庭、地方社群、宗教机构和统治者可能同时参与,各自承担不同责任,也各有参与的理由。

    以下案例从古代法律、中世纪宗教施舍,讲到江户和明治时期的安排。现存材料主要说明特定机构和城市社群的情况,对其他村落和求助者的经历,所能说明的较少。救济责任也不是逐步从家庭转交给越来越庞大的国家;不同的支持途径长期并存。

    2. 古代法律先规定亲属的责任

    古代朝廷制定的律令,已经考虑到无力维持生活的人。户令中的一项规定涉及贫困、年老、疾病和缺少近亲扶养等情况。据宇山胜仪对福利法制的研究,亲属首先承担责任;亲属无法支持时,再由地方官府负责。[02]

    因此,朝廷制定的照料规则,可以首先要求政府机构以外的人履行义务。亲属和地方社群实际提供支持,官府则规定他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判断求助者的关系和处境,是这一安排的一部分。除了确认需要,还要问:是否已有谁负有扶养义务?这个人能否真正提供帮助?亲属关系需要落实为饭食、住处和照料,而这些条件并不会随着亲属身份自然产生。

    义务可能仍在,庄稼却可能歉收,照料者也可能患病。如果几户相关家庭同时遇到困难,找出最近的亲属,也可能只是找到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把扶养责任安排在本地,便会遇到这种资源限制;各户遭遇的实际情况还须分别了解。

    现存条文说明了法律要求,至于不同地区是否经常按规定提供救济,还需要实施记录。它至少显示,早期官府已经参与规定救济责任。

    在这套安排中,官府确定亲属义务的优先顺序,实际供给食物的可能是家庭或地方社群。制定规则和提供物资,是不同的责任。

    3. 信仰让捐赠者与受助者发生联系

    中世纪般若寺法会通过另一种关系组织救济。受助者被称为“非人”,这是历史上对一些受社会排斥群体的称谓,涉及行乞者、从事受歧视职业的人和重病者等有交叉的群体。Haruo Shirane的研究说明了这些分类的多样性;“非人”并非一种医学诊断,也不等于所有贫困者。[03]

    宗教解释既可能助长排斥,也可能促成帮助。Shirane考察了将苦难、污秽与过去的过错联系起来的观念,也讨论了宗教实践如何把援助引向受排斥者。这些是当时人解释苦难的信仰。[03]这些观念本身,并非疾病源于道德过错的证据。

    叡尊对困苦者的理解,与文殊菩萨信仰有关。David Quinter依据叡尊著述解释,菩萨可以化现为受苦的人;向这些人施舍,也就可能成为与所崇奉的菩萨相遇的方式。[01]

    法会还需要具体筹备。叡尊向“非人”社群的领袖索取名单。仪式中,受助者接受戒律,僧人围绕他们行进。他们是有组织的参与者,也在仪式中受到礼敬。[01]

    宗教领袖提出施舍的理由,地方社群则帮助确认和召集人员。名单、捐赠和发放物资的场合,都需要组织安排。仅有慈悲的愿望,或仅有一份名单,还不足以完成救济。

    受助者在这场仪式中的地位,并未消除日常生活中对他们的身份区分。Quinter把叡尊的宗教目的,与他对受排斥社群所拥有的影响和管辖权一并讨论。[01]

    古代法律首先询问亲属能否扶养,般若寺的宗教活动则给捐赠者另一种施舍理由。求助者可以通过社群和仪式得到帮助,同时继续处于原有社会等级之中。

    这类施舍也可能有贵族、佛教领袖,有时还有统治者参与。[03]寺院救济与其他支持途径并存。对求助者而言,哪一种关系能在这一次带来援助、以后又能否重复提供,关系到实际生计。

    4. 在急难发生以前储备资源

    大城市需要能在一次次个人施舍之间继续运作的救济安排。幕府所在的江户,建立了有组织的储备。

    七分积金始于1791年。“七分”指街区削减某些开支后,节余中的七成。官府根据过去的平均开支,要求节省,再把其中一部分存为储备。位于Mukōyanagihara的会所和米仓负责管理。[04]这项比例针对节余,并非居民全部收入,也不是街区全部支出的七成。

    这样做,是为了在急难使家庭更难出资以前,先把资源积存起来。持续管理这些钱粮的机构,也减少了每逢困难紧迫时重新劝募的需要。

    幕府制定要求,街区财务提供资源,城市救济机构保管和使用。储备既有来自街区的出资,也有使出资和管理持续进行的官府规则。

    现金与存粮各有用途。米粮可以直接发放,不必先寻找卖家;现金则可以应付存粮无法直接满足的需求。两者都需要有人批准动用,再安排送到受助者手中。

    跨越多个街区的储备,可以汇集陷入困难的单个家庭以外的资源,也可以在较大范围的动荡中使用。这是城市范围内的安排,其他地区并不一定具备同样的储备。

    东京都公文书馆的研究还追踪了这一基金在德川政权终结、江户改称东京之后的用途。[04]这一时期的储备把资源留作未来之需,使救济不再只靠捐赠者与求助者当次相遇。

    5. 有了储备,还要有人调查和签署

    积存基金以后,还须决定谁能得到帮助。1792年公布的规定,把个人困境如何成为官府认可的救济申请,写得更为明确。

    稻叶光彦转录的条文,列出了无力自养的老人、无人扶养的儿童和因病丧失能力的人等情况。町役人须调查申请人的处境;申请文书由名主签署,经家主递交救济会所。[05]

    基金虽然在更大范围筹措,申请仍须经过家庭和街区。地方经手人员了解求助者的情况,为无法直接认识每位居民的管理者提供信息。

    有人确认需要并提交申请,可以帮助求助者获得钱粮。但求助者也依赖一条自己无法控制的递交途径。没有足够食物,与持有被会所认可的申请,是两个不同条件。

    这些条文规定了调查者、签署文书和接收机构;某位申请人究竟是否得到帮助,还须看具体个案的记录。

    官府也采取其他措施。稻叶讨论了鼓励近期迁入者返回乡村的指示,在指定情况下提供路费和农具。[05]这些办法试图使人到别处重新取得谋生手段,所需安排与长期供养他们留在城市不同。

    承认困苦需要处理,并不等于各方同意用同一种办法处理。支持继续居住、安排返乡和帮助恢复工作,对个人和家庭提出的要求各不相同。

    与中世纪法会相比,城市基金更明确地安排了持续筹款和文书申请。但会所与受助者之间仍需要经手人员。资源规模扩大以后,地方判断也直接关系到这些资源如何发放。

    6. 全国规则限定了哪些人可以申请

    明治政府1874年颁布《恤救规则》,把救济置于新的全国行政框架内,向各府县发出指示。开头仍以民众互助为贫民救济的基础。[06]

    规则针对极端贫困,并兼有因病丧失能力、年老或幼年无人扶养等情况的人。它没有按统一收入线覆盖所有贫困者。家庭成员能否提供支持,仍是判断资格的重要条件。

    条文多次考虑到申请人虽非独居,但同住者也是老人或幼儿的情况。在规定情形下,这些亲属的存在不必使申请人失去资格。[06]一家可以有几个人,却没有谁能扶养其他成员。

    因此,官员须判断贫困、年龄、身体能力与可用扶养者的具体组合。有亲属和有困难,都不足以单独决定资格。

    补助数额以米量规定,不同类别各有配额。其中,无人扶养的成年病者,男女的每日标准不同。结尾要求按上个月当地下等米的价格,折算现金支付。[06]

    规则用米量计算补助,受助者实际得到的却是现金。行政计算单位与发放形式,并不相同。

    按当地米价计算,使补助与一种基本生活物资相联系;使用上个月的价格,又产生了时间差。此后米价若变化,同样的现金所能买到的米量也会变化。具体受助者是否因此拿得过少,还须了解其个案。

    此前,1871年的临时救助规定已另行处理洪水和火灾受害者,包括紧急食物、重建住宅或补充农具的贷款,以及庄稼受损后的种子供应。有些救助由地方官员决定,另一些须向中央请示。[10]困难的原因不同,办理救助的行政途径也可能不同。

    1874年规则提供了按指定条件批准救济的依据。仍有劳动能力却找不到足够工作的人,也可能陷入严重困境,但其情况与因病无力工作者未必属于同一类别。灾害救助与这一范围较窄的贫民救济,各有规定。

    它与古代户令都重视家庭能否扶养,但两者的行政机构、财源和识别受助者的办法不同。一项原则反复出现,背后并不是延续千年而未变的同一救济制度。

    7. 养育院还在,经费与管理者却变了

    全国救济规则,并未同时确定每一家照护机构的经费。东京养育院的经历,显示责任并未一路向国家集中。

    养育院创立于明治初期,收容无力维持生活的人,逐渐开展照护、治疗和教育。它与城市共有基金联系密切,其中包括江户时期储备遗留下来的资源。[04][07]院内提供的是持续支持,而不只一次食物发放。

    持续照护需要反复支出:每天要准备饭食,建筑和人员也需要经费,即使没有新的公共活动可以召集捐赠。谁来支付,成为机构无法回避的问题。

    1885年,地方税不再支持养育院。参与管理的涩泽荣一提出,通过共有基金和其他财务资源继续维持。当年晚些时候,修订后的规章把管理交给涩泽及其他委员。[08]

    涩泽纪念财团年谱记载了这次经费和管理的变动,并指向汇编的机构资料。居民如何经历这场过渡,年谱所能说明的有限。替代安排除了涩泽提出方案,还需要实际财源、管理授权和执行人员。

    到1890年,它已成为东京市养育院。[09]市政府接手的是一个已经提供照护的机构,改变了既有机构与负责它的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把这段经历与1874年规则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两个同时发生的变化:中央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批准救济,一家具体机构的经费和管理却可以在公共机构与特别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之间转移。

    一种财源停止以后,其他安排可能使机构继续运作。行政名称改变,居民也仍可能依赖许多相同的日常工作。要了解谁实际负责,还须看谁完成这些工作、谁提供所需资源。

    8. 谁负责第二天的生活

    救济涉及几个不同的决定:有人确认求助者需要帮助,有人提供钱粮,有人把援助送到手中。家庭、寺院、街区人员和官府,可能分别参与同一件事的不同环节。

    各时期的安排也有实质变化。古代法律通过亲属关系和地方行政分配义务;宗教施舍通过信仰与受认可的社群组织帮助;江户基金为未来储备资源,并要求签署申请;明治规则建立全国框架,具体机构的财源却仍会改变、仍有争议。

    对求助者来说,这些差别决定了下一步找谁:寻找亲属、通过受认可的社群参与、取得签署,或满足指定救济条件。某条途径也可能在这些地方终止。实际缺少生活所需,与符合某套安排的资格,并非同一回事;每种安排只能回应部分困境。

    般若寺发出的针线不能保证长期支持,一条全国规则也无法单独为所有求助者安排去处。援助能否重复提供,原来的捐赠者、家庭或财源无法继续支持以后,谁仍承担责任,决定了一次帮助能否成为持续维持生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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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承担了日本现代化的代价?

    新的财富带来了收益与损失,如何分配仍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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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David Quinter, “Creating Bodhisattvas: Eison, Hinin, and the ‘Living Mañjuśrī,’” Monumenta Nipponica 62, no. 4 (2007): 437–479, especially pp. 437–444 and 452–458. The 1269 preparations and the shrine priest Nakatomi no Sukekata's account appear on pp. 441–443. Religious significance is interpreted through Eison's writings; the event report is transmitted through Quinter's discussion, not a newly inspected original diary. Exact attendance totals are not used. Author-posted copy: https://www.academia.edu/1185747/Creating_Bodhisattvas_Eison_Hinin_and_the_Living_Ma%C3%B1ju%C5%9Br%C4%AB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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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Uyama Katsuyoshi (宇山勝儀), “律令における障害者福祉法制と現代法と比較して,”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研究, no. 93 (28 November 1997): 32–38, section 1, “古代法制と障害者福祉,” reproduced by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n DINF. Used for the household provision's categories and the ordering of family and local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The essay does not adopt the author's broader claim of an essentially unchanged national welfare outlook across thirteen centuries. The provision is evidence of a prescription, not a record of uniform implementation. https://www.dinf.ne.jp/doc/japanese/prdl/jsrd/rehab/r093/r0930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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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Haruo Shirane, “Defilement, Outcasts, and Disability in Medieval Japan: Reassessing Oguri and Sermon Ballads as Regenerative Narratives,”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49, no. 2: 283–330, particularly pp. 292–295; DOI 10.18874/jjrs.49.2.2022.283-330. The issue is designated 2022; the article PDF carries a 2025 copyright date. Used for the diversity of hinin designations, historical beliefs concerning defilement, and overlapping participants in charitable offerings. Literary narratives discussed in the study are not treated as verified medical or relief case histories. https://nirc.nanzan-u.ac.jp/journal/6/article/2411/pdf/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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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Tokyo Metropolitan Archives, 都史紀要7 七分積金 (1960), compiled and written by Kawasaki Fusagorō (川崎房五郎), online “はしがき” and “凡例.” The introduction explains the seven-tenths calculation, reserve office and grain stores, and the fund's later use for several Tokyo institutions. Its celebratory judgments and unquantified claims about numbers saved are not adopted. The percentage concerns reduced neighborhood expenditure, not household income. https://www.soumu.metro.tokyo.lg.jp/01soumu-archives/06kanko_butsu/0604t_kiyo/0604t_kiyo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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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Inaba Mitsuhiko (稲葉光彦), “七分積金制の展開に関する一考察,” 法学研究 69, no. 12 (1996): 181–192, especially pp. 183–185. The 1792 relief provisions and application procedure are reproduced on pp. 183–184; the following page discusses other responses, including supported return to rural communities. Directions and eligibility rule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completed individual cases. https://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download.php/AN00224504-19961228-0181.pdf?file_id=11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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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恤救規則, Daijōkan instruction no. 162 of 1874, 8 December; preamble, the four recipient categories and their provisos, and the concluding cash-equivalent provision. Text in 法令全書, Meiji 7, available through the Wikisource transcription identifying the National Diet Library original, digitized item 787954, frame 250. The complete transcription, rather than the original printed page, is the reading basis here. The provisos concerning elderly and young co-residents qualify a simple “no family” summary. The instruction prescribes payment valued in rice, with cash calculated from the preceding month's local lower-grade rice price. https://ja.wikisource.org/wiki/恤救規則 . Underlying edition identified by the transcription: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787954/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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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Shibusawa Memorial Museum, “養育院の『院長さん』渋沢栄一—父となり祖父となり曾祖父となり,” 2023 exhibition, “概要.” The institutional description identifies the Yōikuin's varied residents and functions, including care,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It is used for institutional scope, not as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every resident's care. https://www.shibusawa.or.jp/museum/special/2023/kikaku2023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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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Shibusawa Eiichi Memorial Foundation, 渋沢栄一詳細年譜, 1885, entry for 19 November, referring to 渋沢栄一伝記資料, vol. 24, pp. 108–119, item DK240009k. The entry distinguishes the end of local-tax support in June from the later revised management arrangement and records Shibusawa's February proposal. The chronology is the basis used here; the complete underlying documentary dossier was not independently read. https://www.shibusawa.or.jp/SH/kobunchrono/ch1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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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Shibusawa Eiichi Memorial Foundation, 渋沢栄一関連会社名・団体名変遷図, entry “東京市養育院,” created 29 March 2019, naming history and source references. Identifies the municipal institution from 1890, citing 養育院百二十年史 and 伝記資料 vol. 24. The date concerns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not the original beginning of care. https://eiichi.shibusawa.or.jp/namechangecharts/names/view/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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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Inaba, “七分積金制の展開に関する一考察,” 181–182, discussion and reproduced outline of the 1871 窮民一時救助規則. The categories distinguish emergency food, loans for rebuilding and equipment, and seed provision; the accompanying discussion distinguishes local authority from matters requiring central consultation. These disaster provisions are not the eligibility categories of the 1874 恤救規則. URL in note sur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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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1. 1. 一顿饭以后,还需要什么
    2. 2. 古代法律先规定亲属的责任
    3. 3. 信仰让捐赠者与受助者发生联系
    4. 4. 在急难发生以前储备资源
    5. 5. 有了储备,还要有人调查和签署
    6. 6. 全国规则限定了哪些人可以申请
    7. 7. 养育院还在,经费与管理者却变了
    8. 8. 谁负责第二天的生活
    来源与注释
    本稿术语、来源与配套内容

    Introduction

    救济能否持续,不只取决于有人愿意施舍。还要有人确认求助者的处境、筹措所需物资,并在第一次发放以后继续承担责任。

    配图说明

    HO-ESSAY-JAPAN-SURVIVAL-AND-RESPONSIBILITY-portrait

    宽政改革时期的救济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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