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为赌博设置例外？

1868年，东京当局向寺社和街区传达警告。他们听说，一些宗教机构声称建筑需要维修，便组织团体，进行类似彩票的活动，却没有申请许可。告示认为这有失宗教人员身份，并威胁逮捕、调查和惩处。^[01]

寺院维修是一个难以直接否定的理由。此前德川政府也曾允许特定宗教机构，以彩票筹款。^[05]同一种需要，可以写在许可申请里，也可以出现在谴责未经许可活动的告示中。

许可要确定谁能组织、谁付钱参与，以及如何把参与者的损失与获认可的用途联系起来。从古代骰子游戏、江户寺社彩票到20世纪赛马下注，这些联系都可能建立、撤销或另作安排，禁令与例外也可以属于同一制度。

《日本书纪》记载，689年禁止双六。简短条文指出禁什么，没有记录某次赌注、违法者或执行结果。^[02]

这里是用棋子和骰子玩的古老棋盘双六，按投骰结果移动，与西洋双陆棋相关；后来同名的图画纸游戏则不同。辞典明确区分两者。^[03]若混为一谈，就可能把古代禁令误套到数百年后的儿童游戏。

正仓院与圣武天皇相关的宝物中，留有精制双六棋盘。《国家珍宝帐》列有其名，相关棋子和骰子也保存下来，使这种器具进入8世纪宫廷收藏。^[04]禁令记录以后，游戏器具仍是被珍视的财产。

棋盘没有留下某次玩耍约定承担的赌注，也不能说明早先禁令在各地如何执行。它保留的是玩法所需的物件。

骰子可以决定移动，无论参与者是赌财物，还是只求获胜。偶然性、竞争和财富转移可以相连，却不是不可拆开的整体。禁令可能因游戏与下注有关而点名，器物则只显示可以怎样玩。

要了解后来的特定例外，还须明确付了什么、可能得到什么，以及谁获准组织交换。

德川将军治下的江户，把获得许可的彩票称为御免富。目黑区地方史记载，1812年目黑不动与汤岛天神获准，以这类活动支持宗教建筑及维修。^[05]

买家付钱，追求中奖机会；寺社则通过活动获得资金。二者的目的可以相遇，却不必相同。

票上号码对应放在箱中的木签。尖头工具从开口伸入，选出一签，公布结果，就确定哪张票有权得奖。^[06]购买者的希望，通过可辨认的物件与能产生结果的程序，成为可兑现的资格。

众人付款，部分人得奖，仍要留下供寺社使用的资金。若每人都取回所付的钱，筹款便没有余量；若没有奖品前景，购买又成了另一种捐助。

幕府许可，并不是直接给出全部经费，而是准许特定受益者使用受限制的筹款方法。钱来自售票，许可则有选择；其他机构不能仅以同样需要，便自行举办抽选。

维修受损殿堂，让申请有具体用途可供判断，也把私人获利希望与当局愿意支持的工作联系起来。申请与许可说明这个安排，仍不能确定每位买家关心建筑，或每项维修已经完成。

这条经授权的途径，依靠中奖愿望承担宗教设施费用；要使筹款关系保持可辨认，还须进一步的规则。

历史学者Takiguchi Masaya指出，1766年出现变化：许可越来越以每年次数与固定期限相结合，规定总抽选次数。组织者因此可以按额度计划。专业中间人安排活动、筹措准备经费，并向受益寺院付保证金和每场款项。^[07]

寺院有许可，却未必有足够的人脉、周转资金和销售安排；中间人可以提供这些条件，从所得中取得一份。寺院需要筹款，与实际办场，逐渐分给不同参与者。

预付款须从以后销售收回，风险也随之分开。寺院可能等待约定款项，中间人却仍须找买家；卖不出的票，对两者未必有相同后果。

Takiguchi发现，票不只在寺院指定点卖，也经附近茶屋销售，有时高于标价。他把这种流通日益难以限制，与1842年禁令联系起来。^[08]

抽选即使仍在寺院内，购票交易已越出宗教场所。买家可以经商人取得资格，不必到受益殿堂前。票把机会带离最能体现许可用途的地点。

抽签按宣布的方式进行，不代表票不会形成更广市场。控制选签、控制分销、确保资金到达受益者，分别需要掌握活动不同部分的信息。

1842年禁令结束幕府下这一授权安排，奖品吸引力和建筑筹资需要却仍在。后来换了名称重现时，当局还须判断活动究竟属于哪一类。

1868年东京告示提到赖母子讲。这个名称可以指互助金融团体：成员反复缴款，轮流领取汇集的金额，有时以抽签决定顺序。^[09]

这里，抽签可以决定领取时间，而非永久划分赢家与输家。较晚领取者仍在安排之内，原则上每人都有一轮。

关键在持续义务。已经领过钱的人，还可能须继续缴款，资助其他成员。今天领款属于更长的付款序列；若取消后续义务、允许领款人退出，或只按最后中签决定是否领取，成员关系就变了。

称为团体，不足以确定人们是长期互相融资，还是购买不平等回报机会。以寺院维修为名，也不等于当局认可具体方法。

1868年官员报告的是听闻：宗教筹款者未申请，就开展类彩票活动。他们要求寺社与街区传达警告。^[01]这留下当局的指控，未独立确定所有未具名组织者的行为。

另一方面，重新取得许可的申请也在提交。东本愿寺1868年拟每月抽选两次、持续十年，并承诺每年向政府付钱。另有两名商业申请者提出计划；东京当局在当年稍后拒绝三项申请。^[09]

申请者试图把部分所得交给政府，使筹款安排获认可。但宗教用途和政府收入都不能代替肯定的许可决定。

新政府仍要看票代表哪种交易、是否有人获准出售。维修理由继续可用，却不能单独让计划通过。

1907年颁布的《刑法》，专章处理赌博和彩票。第185条涉及以财物下注不确定胜负，例外是供一时娱乐的物品；第186条区分惯常赌博和以营利为目的组织赌博；第187条分别处理发行彩票、居间销售，以及其他转让或收受。^[10]

除了游戏名称，还须辨认所赌财物、被控者的角色，以及行为属于参与、反复赌博还是组织他人下注。同一活动中不同人的行为，可以分别归类。

彩票交易即使远离抽选，也可受到法律处理。递交票的人无须操作抽签箱或宣布号码，也能在流通链中承担法律后果。

“一时娱乐”的例外，区分物品与用途，不能直接推为所有小额现金下注都许可；具体适用仍需要解释。

这与许可个别寺社筹款不同：刑法划定禁止行为及罪名内部边界，另一部法律却仍可另设受管制活动。一般禁令与特别许可，能够通过不同规则并存。

赛马的有用目的，还不能独自确定谁可售票、在哪购买、票可以流通多远。后来的例外对此逐项规定。

1923年《竞马法》以前，赛马下注已历经许可和禁止。JRA竞马博物馆记述，1905年四位大臣达成协议，政府默许售票，1908年又加以禁止。^[11]早先协议未建立永久售票权。

机构史还记载，函馆1906年7月、东京池上同年11月举办带下注的赛马，并把政策与马匹改良计划的经费联系起来。^[12]票提供预期收入，改良计划则提供准许它的理由。

1923年4月10日颁布的法律，规定合资格法人须经大臣批准，目的涉及改良和增加马匹，以及传播马事知识和兴趣。只可向赛场入场者售票，每人每场比赛一张，不得转让。^[13]

许可把购买与赛场相连，禁止转让则试图阻止票成为自由流通的权利凭证。

江户茶屋售票与这项限制，面对相似问题：获准的活动可能在场所之外滋生交易。1923年法律明确禁止买家将票转给别人；实际限制效果还需执行材料。

学生、未成年人、组织方职员，以及训练师、骑师等参与比赛工作者，不得购票。入场费、票额、销售方法和奖金支付安排，都须官方批准。^[13]

到场不一定有权购买，直接参与赛事运作的人也可能被排除。许可通过限制谁参与、如何参与，才成为可执行的安排。

这些条款规定立法者如何把下注与获认可目的连接起来；它们本身没有确定育马效果或赌博伤害是否消失。例外仍受管理，政府并未退出下注事务。

古代游戏、寺社彩票和获准赛马，在物件、参与者与机构上都不同，不能视作同一活动不断得到接受。共同问题是哪些不确定回报的财物转移，可以由谁负责、在什么限制下进行。

江户许可把私人获利机会与宗教维修相连，依靠商业工作举办；1868年申请者又提出付钱给政府，却未恢复许可。刑法按票的流通区分行为，赛马法则明确组织者、购买者、地点与方法，另设授权。

当局须认可筹款办法与目的之间的联系，可以附加限制，也可以完全拒绝。申请者认定用途正当，本身并不够。

票把买家与不确定结果连接起来。在一个时期，它可经茶屋流出寺院；另一制度则明文禁止转让。这些关系和规则，使特定下注成为例外，同时保留周围的一般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