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读
1. 工匠家系与佛教造像
止利佛师活跃于七世纪初，生卒年不详，又称鞍作止利，名字与制鞍工匠家系相连。传世谱系称，他的父亲是多须奈，祖父是司马达等，家族有大陆渊源、参与早期佛教活动，具体迁徙经过仍不清楚。金工、木工和纺织技艺，也可用于制作宗教形象。现代学者将这一背景与止利后来的造像联系起来，具体受训经历却无详细记述。605年，日本中部推古天皇的朝廷发起造像，他的活动开始有更明确的记录。[S01, S02, S03]
2. 朝廷造像与工匠受赏
605年，推古天皇命皇子、大臣共同发愿，制作大型铜佛、绣佛，参与者包括后来称圣德太子的厩户皇子、大臣苏我马子，止利负责工程。720年编成的朝廷史书《日本书纪》记，铜佛606年安置在奈良一带的飞鸟寺，寺院另一传承却记为609年。史书称赞止利解决了佛像不能通过殿门的问题，也记他获赐位阶及琵琶湖附近近江的水田。相关佛像后来受损、修补，现有形貌已不全是止利时代原作。[S03, S09, S01, S07]
3. 祈求康复的佛像成为纪念
归属止利最明确的作品，是今奈良县斑鸠法隆寺的金铜释迦三尊像。释迦牟尼是历史上的佛陀，像中与两名胁侍共处一个光背之下，光背铭文写有止利姓名，记完成于623年。它将造像与厩户皇子、即后来的圣德太子及家人患病相连，最初祈求康复，622年有人去世后转为纪念。铭文将佛像描述为与皇子身体等大，把佛陀形象与纪念对象联系起来。文字保留了委托者的佛教愿望，却未证实佛像面容是皇子的写实肖像。[S01, S04, S05, S06]
4. 可以辨认的造像风格
止利相关作品结构严整：正面对称，杏仁形大眼，含蓄微笑，衣褶呈规律线条。美术史学者将这些形式与中国北魏佛像比较，它们在七世纪日本的宗教、工艺环境中得到运用。相近作品常称为止利样式或止利派，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法隆寺献纳宝物中的一尊七世纪坐佛，便是例子。它与623年三尊像相似，因此被归于相关工匠群体，尚未确定为止利本人作品。这一派别的影响涉及形式传承，也超出一位具名工匠的生涯。[S01, S02, S08]
5. 记载之外的晚年与作品保存
止利卒年与晚年活动都无可靠连续记录，623年法隆寺三尊像仍是姓名、年代最明确的作品。飞鸟寺大佛则经历火灾、大量修补，保存过程不同。现代调查通过金属、表面化合物比较了解变化，2017年保护研究发现，所测氧化物比例不能清楚区分原先被认为属于原作或后世修补的部位，也不足以单独确定哪些由止利制作。他的生涯记录并不完整，作品却同时保存早期工匠的成就，以及后人为维持宗教使用所付出的劳动。[S01, S02, S05, S07, S09]
详读
1. 工匠家系与佛教造像
止利的生卒年不详，现存记述首先交代他的工匠身份与家族传承。“佛师”是佛像制作者的称呼，鞍作止利之名又将他与制鞍工匠联系起来。这些人可能掌握金属配件、木工、纺织等知识，同样可用于制作宗教器物。
历史争议：止利家族来自何处？
传世谱系称，他的父亲是多须奈，祖父是司马达等。各记述将家族与大陆渊源相连，对于迁来地点、时期，学者却有分歧。常见说法将祖父追溯到中国南梁，其他解释则认为家族属于较早的移民群体，或强调与朝鲜半岛百济王国的联系。各说的共同点，是家族与外来知识、佛教活动相连。[S01, S02, S03]
720年编成的朝廷史书《日本书纪》记，止利祖父提供舍利，父亲出家，姑母也是早期尼僧之一。家族佛教活动由此与权贵家族资助的小型僧团相连。这是传世的家族事迹，止利童年仍缺少直接记录。学者佐藤昭夫提出，随着大陆新技术传来，工匠群体可能把原有技艺用于佛像制作；止利具体怎样学习、师从何人，则不清楚。[S03, S02, S01]
制作大型佛像，需要资助者取得材料、组织工程，规模超过单个工匠的资源。日本中部的推古朝廷与强大的苏我大臣家，提供了这种条件。605年朝廷发起制作大型铜佛、绣佛，两者对材料、工艺的要求各异。记述指定止利负责，也有天皇、皇子、大臣及其他工匠参与。家族背景有助于解释他如何进入这样的环境，具体委托则更明确地记下他本人的活动。[S02, S03]
2. 朝廷造像与工匠受赏
605年的大型造像，是今奈良县飞鸟朝廷发起的皇室事业。推古命皇子、主要大臣及其他皇子、大臣共同发愿，厩户皇子、即后来的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都参与资助，止利负责制作。铜佛、绣佛各一尊，史书按惯用的大型佛像尺寸描述。朝鲜半岛高句丽王国又赠黄金支持工程。这项宗教工程需要材料、技艺，也借助各方政治联系，资助者还需要能将造像范本做成实际作品的工匠。[S03, S09]
历史争议：飞鸟佛像何时完成？
《日本书纪》记606年完成，铜佛安置在今称飞鸟寺的主殿；寺院独立传承却记为609年，两种来源对完成年份的记载不同。[S03, S09]
《日本书纪》还记，佛像过大，不能通过殿门，其他工匠提议拆门，止利却成功将像运入，无须破坏入口。记述称赞他在宗教事业中解决实际难题，技术细节却不足以还原具体办法。造像除塑造形体外，也须运输、安置到建筑内，工匠的职责可能从采用范本，一直延伸到将成品妥善安放在预定场所。[S03, S09]
推古赏赐时，称赞止利家族先前的宗教服务，也表彰他本人。他获“大仁”位阶，及琵琶湖一带近江坂田郡二十町水田；町是土地面积单位。位阶赋予他朝廷中的身份，田地提供持续收入，史书又将这份收入与止利后来建寺相连。止利以技艺和宗教服务换来的身份、资源，又能用于新的宗教工程。与飞鸟委托相连的佛像，远大于后来法隆寺三尊像，历经火灾、修补，原作材料却更难辨认。此后归属明确的作品，来自皇子家中患病、丧亲的经历。[S03, S05, S07, S09, S01, S02, S04]
3. 祈求康复的佛像成为纪念
今奈良县斑鸠法隆寺金堂的金铜释迦三尊像，在光背写有佛像工匠鞍作止利之名。中央释迦牟尼是历史上的佛陀，两名胁侍与他共处一个光背之下。光背是人物后方象征光辉的框架，背面铭文记制作缘由、工匠姓名，并注明623年完成。铭文写明制作时间、目的和制作者，还将造像与皇室家庭丧亲的经历联系起来，是了解止利生涯的重要依据。[S01, S04, S05, S02, S06]
铭文涉及厩户皇子、后来的圣德太子，以及皇子母亲和一位妃子。记述顺序包括家中患病、死亡，皇子去世记为622年。委托本为祈求康复，翌年完成时已具有纪念目的。佛像被描述为与皇子身体等大，将佛陀形象与纪念皇子的目的联系起来。至于面容是否仿照皇子，尚无确证。宗教身份与纪念目的共同存在，皇子家中人通过佛像表达愿望，铭文也写下求得觉悟的志向。作品记录了委托者的愿望如何从祈求治愈转为纪念亡亲。[S01, S02, S04, S06, S05]
历史解释：怎样读铭文，谁可能撰写？
历史学者新川登龟男将铭文中有关苦难、与身体等大造像的措辞，同东亚熟知的佛教故事联系起来，认为铭文借助已有的宗教语言表达皇子家中丧亲的经历。他还提出，止利可能亲自撰写铭文，如此，工匠不仅制作佛像，也运用自己的知识说明作品。这是作者归属的学术解释；铭文明确写止利是造像制作者，是否为铭文作者则尚无定论。[S06, S05, S04, S01, S02, S08]
“与身体等大”也是对铭文的一种传统读法。新川在结论中认为，有关像与皇子身体的措辞，值得重新讨论，不宜只归结为这个解释。这是对造像文字意义的分歧，尚未确定另一种尺寸。[S10]
4. 可以辨认的造像风格
法隆寺三尊像为止利样式提供了有姓名可循的参照。佐藤昭夫描述其大而简化的眼睛、含蓄古式微笑，以及僵直、排列锐利的衣褶。造像着重于正面观赏与均衡布局，未表现身体在瞬间动作中的形态，衣袍上反复的线条构成鲜明结构。表情、线条组织了庄严、象征性的佛像形貌，使面对它的人得以礼拜，也适用于特定家庭的纪念。[S01, S02, S05, S08, S04, S06]
美术史学者将这套形式与中国北魏及龙门石窟传统比较，止利作品由此进入更广的东亚佛像史。知识通过人员、器物、技术传到日本，朝廷、寺院资助则提供本地材料、场所。金工、造型、铸造及人物安排都需要熟练技艺。止利具体工序记述不全，现存作品与委托记录却能反映工程的规模。相似形式在不同作品出现，意味着知识可能由工匠共享、传授，未必出自同一个人。[S01, S02, S03, S09, S05, S08]
归属界限：止利派与止利本人
九州国立博物馆对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法隆寺献纳宝物中一尊坐佛的说明，提供了具体例子。七世纪作品的表情、对称、正面性及规律衣褶，与623年三尊像相近，博物馆将制作者归于止利派，却未确认是否为止利本人。佐藤也讨论风格相近的其他佛像，包括七世纪后期作品。止利派涉及一个较大的制作群体，个人归属仍不确定，未留下姓名的工匠也参与了这些形式的传承。作品后来又经过损坏、保存，才以今日形貌留存。[S08, S02, S01, S05, S07, S09]
5. 记载之外的晚年与作品保存
623年造像以后，止利的退休、去世仍无可靠记录，生卒年都不明。相关佛像可以丰富一派工艺的历史，却无法确定止利本人何时停止工作。法隆寺三尊像仍是姓名、年代、作品联系最明确之处，铭文中的纪念缘由属于皇子家，工匠的童年、私人信念及晚年则更难得知。[S01, S02, S08, S05, S04, S06, S03]
材料界限：检测能够区分什么？
飞鸟大佛的材料经历更复杂，后世记录记1196年火灾，现存佛像又有大量修补，原始形态不能从今天每个部位直接辨认。2016年，美术史、保护及技术研究人员共同调查，比较不同区域，2017年发表的保护研究用X射线衍射检测表面化合物，并与金属成分资料比较。两种氧化铜的比例，未能清楚区分先前被认作原作或后世修补的区域，单一氧化物也不能直接表明是否遭火。科学检测补充了材料历史，结果仍须与文字记述、美术史判断相互比较。[S07, S09]
飞鸟大佛的修补，使受损宗教形象得以继续留在寺内，现存金属却并非全部未经改变。法隆寺三尊像保存较好，光背仍将具名工匠与宗教目的相连。两处作品分别留下资助、技艺、共通形式及宗教使用变化的证据。这些作品不仅经过早期制作者，也经过后世维护者之手；止利晚年不明，佛像、寺院及维护它们的人的历史却继续延伸。[S07, S09, S01, S04, S05, S02, S03, S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