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796—1823年：从维尔茨堡到荷兰军职

西博尔德1796年生于维尔茨堡的医生家庭，1815—1820年在当地大学学医，师从解剖学家伊格纳茨·冯·德林格，随后在附近海丁斯费尔德行医。1822年，他加入荷属东印度军队，经巴达维亚，即今日雅加达，于1823年抵达日本。[1] [2]

他在长崎荷兰商馆出岛既行医，也为荷兰商业目的调查日本。获准外出治疗病人、采集药草，使他得以结识日本医生与学者，这些联系成为教学和采集工作的基础。[3] [4]

2. 1823—1826年：在长崎教学与采集

西博尔德在长崎郊外鸣泷讲课，美马顺三、高良斋等日本医生协助主持教学。日本通译教学生荷兰语，陪同行医和采集植物。学生一面学西医，一面撰写有关日本的文章。[4] [5] [6]

他接受赠礼、委托他人工作，逐渐收集绘画和动物标本等材料。荷兰当局1825年派药剂师海因里希·比尔格和画师C. H. 德·维尔纳夫协助，比尔格在西博尔德离日后仍继续采集。这批材料汇集了许多人的工作。[3] [7]

3. 1826—1829年：赴江户与违禁地图交换

1826年，西博尔德随荷兰商馆长赴江户，即日本武家政府所在的都城，沿途会见日本学者。他在热田与水谷丰文、伊藤圭介交流植物知识。[14] 在江户，官员高桥景保向他提供日本地图，换取外国地理资料。[6]

当局1828年调查违禁地图，景保死于拘禁中，参与交换的通译也遭惩处，稻部市五郎一直被禁闭，直到1840年去世。西博尔德1829年被驱逐，同楠本泷和1827年出生的女儿稻分离。地图交换引发的调查，使这些人的任职、自由和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5] [6] [12]

4. 1830—1850年代：在欧洲出版日本研究

在荷兰莱顿，西博尔德整理日本藏品和出版物。《日本》汇集了他的观察、较早著述及日本学生的荷兰语文章。植物学和动物学著作还需其他专家参与：约瑟夫·格哈德·祖卡里尼参与《日本植物志》，康拉德·雅各布·特明克、赫尔曼·施莱格尔和威廉·德·哈恩编写《日本动物志》。日本画师的绘画和比尔格的标本，也是这些工作的材料。[3] [6] [7] [15]

西博尔德还在欧洲培育日本植物，向荷兰殖民部提供日本方面的建议。他1845年与海伦娜·冯·加格恩结婚，后来居住在莱茵河沿岸。两次来日之间，他从事学术、园艺及商业政策工作。条约条件改变后，1859年他终于能够再赴日本。[1] [2] [3]

5. 1859—1862年：以商贸顾问身份重返日本

西博尔德1859年带儿子亚历山大重返长崎。亚历山大后来的记述，称一家荷兰商贸公司资助了此行。留在日本的女儿稻已师从数位老师，开始从医。[17] 西博尔德重新采集，1861年进入幕府，担任政治与科学顾问。同年，他在出岛出版了从日本寄出的公开信。[2] [9] [12] [13]

他的职位同荷兰代表德·维特发生冲突。任职结束，荷兰当局经巴达维亚召回他，1862年他离开日本。他的知识和日本人脉，未能为他带来稳定的外交职务。[1] [9] [12]

6. 1862—1866年及身后：未能成行的第三次来日

西博尔德回到欧洲，离开荷兰公职，继续整理藏品。第二次来日收集的材料进入巴伐利亚。他筹划法国与日本之间的商贸公司及又一次来日，却在1866年于慕尼黑去世，未能重返日本。[1] [2] [7] [9]

出版工作在他身后继续。弗里德里希·安东·威廉·米克尔编辑植物学补充材料，西博尔德的儿子们1897年出版经过修订、删节的《日本》。初版只写了赴江户路程的一部分，1897年版则收入完整往返旅程。[6]

1. 1796—1823年：从维尔茨堡到荷兰军职

西博尔德在巴伐利亚开始医生生涯。他1796年出生于维尔茨堡的医学世家，1815—1820年在当地大学学习，182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他与解剖学家伊格纳茨·冯·德林格同住期间，熟悉了解剖标本的制作和染色。毕业后，他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海丁斯费尔德私人行医两年。后来带到长崎的医学与采集方法，就在这段大学和行医经历中形成。[1] [2]

1822年，西博尔德加入荷属东印度军队。与其家族医学圈有联系的约瑟夫·哈尔鲍尔，帮助安排了这项任职。他先到殖民行政中心巴达维亚，即今日雅加达，1823年再赴日本。这位巴伐利亚医生由荷兰机构雇用，借军职走向日本港口；此前在海丁斯费尔德的私人诊所，无法提供这样的机会。[1] [2] [3]

在长崎荷兰商馆出岛，行医只是其任务的一部分。殖民行政机构希望取得日本社会与政治方面的资料，为荷兰贸易提供帮助。西博尔德自己的科学兴趣，也同这项官方目的结合。他获准外出治疗日本病人、采集药用植物，因而结识商馆之外的人。他的研究需要日本官员给予许可，再由日本中间人帮助实际开展。[3] [4]

2. 1823—1826年：在长崎教学与采集

西博尔德的医学教学，延伸到了商馆日常工作之外。长崎郊外的鸣泷成为学生聚集之处，他前往讲课，美马顺三、高良斋等日本医生协助主持。有关其临床工作的机构记述，介绍了产钳的使用，以及眼科操作前用颠茄扩张瞳孔。病人、器械和现场示范，提供了与阅读诊疗译文不同的学习经验；这些记述未完整统计其临床疗效。[4]

语言教学主要由日本合作者承担。稻部市五郎陪同采集药草，教学生荷兰语。西博尔德后来发表于《日本》的1826年江户行记，点名数位日本通译，说明他们的语言教学使详细研究成为可能。1841年论述日本学问时，他还肯定通译在商馆长亨德里克·杜夫离日后，修订荷日词典的工作。这些人的学问积累，早在他来日之前就已开始。[5] [10]

学生不仅接受教学，也参加研究。西博尔德要求他们用荷兰语撰写有关日本的文章，高野长英等人提供的材料，后来进入《日本》。高良斋整理药物学教学，日本学者则翻译医学著作。师生共同进行临床示范、翻译，也整理资料供欧洲出版使用，日本医生还须自己将学到的方法继续传授、应用。[4] [6]

采集另需其他人协助。西博尔德接受赠礼，委托制作，取得日常器具、版画等物品，还聘请当地画师、付钱给猎人获取动物。荷兰行政机构1825年派药剂师海因里希·比尔格和画师C. H. 德·维尔纳夫协助。比尔格采集标本、随后继续寄送材料，在西博尔德离日后维持了欧洲研究所需的供应。干燥植物和保存的动物可以运送，各阶段的辨认、绘制与分类则由不同人完成。[3] [7]

**进口药物作何用途？**

这些工作中流通的药物，也属于十九世纪初的药物学。长崎药学史记述列出，与西博尔德有关的治疗用药包括清肠泻药、催吐剂和汞制剂。

其中部分进口药物究竟用于临床，还是私人贸易，原有目的仍不清楚。这些材料呈现的是当时的药物使用情况，与今日医学有所不同。[11]

3. 1826—1829年：赴江户与违禁地图交换

1826年，西博尔德随荷兰商馆长赴江户，即今日东京，履行谒见将军的要求；将军是日本的武家统治者。这段旅行，使他能够会见在长崎难以接触的人。他在今日名古屋附近的热田，会见植物学者水谷丰文及其学生伊藤圭介。水谷带来按林奈分类法整理的植物图册，这套植物命名、分组方法出自卡尔·林奈。伊藤后来到长崎学习，与西博尔德交换带有注释的植物名称和压制标本。日本参与者带来了各自积累的知识。[6] [14]

地理资料交换的风险更大。负责书籍与天文工作的幕府官员高桥景保，提供日本地图，换取外国地理著述，包括克鲁森施滕的环球航行记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介绍，解释说，外国船只接近日本海岸，日本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因此景保对这些资料感兴趣。同一场交换中的欧洲书籍和日本地图，也可能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目的。[6]

**地图怎样转手？**

1828年的违禁地图调查，波及江户与长崎。

现存文献未能确定每幅地图转手的全部步骤。伊莎贝尔·田中－范达伦对稻部市五郎的研究，显示通译参加了传递，并区分司法陈述、后来传记与西博尔德自己的记述。司法文书将未经许可的传递视为罪行，西博尔德的记述则着眼于受到威胁的学者群体。[5]

调查后，多名日本合作者遭到处罚。景保在死刑宣判之前死于狱中；稻部长期被禁闭，1840年去世。其他通译失去官职或自由，处罚也波及家人。西博尔德1829年被驱逐。他在日记中记下帮助面临危险的合作者的承诺，后来安排了经济援助，他们却未能因此获释。[5] [6] [10]

他也留下了日本的家人。楠本泷与两人的女儿稻留在日本，稻1827年出生。离日前委托制作、绘有母女肖像的漆盒，同书信一起保存在家族遗物中。藏品被送往欧洲，父亲却与幼女分离，老师也离开了面临追诉的人们。[12]

4. 1830—1850年代：在欧洲出版日本研究

西博尔德回到荷兰莱顿后，在日本收集的材料成为长期采集与出版工作的基础。西博尔德在1830年代初开放藏品，供访客观看，荷兰国家收购又帮助这些物品进入公共机构。药剂师比尔格继续从日本寄来材料，长崎商馆与欧洲收藏机构之间的工作往来，延续到了西博尔德第一次离日之后。[1] [3]

《日本》涉及地理、历史、语言、宗教、艺术、政务与经济生活，汇集了西博尔德的观察、较早的日欧著述，以及日本学生的文章。初版1832年开始分期出版，国立国会图书馆将已刊部分列至1851年，又注明有印成却未公开发行的后续部分。全书广泛的内容，来自对多位参与者资料的选择、编排。[6]

自然史著作需要专业作者。康拉德·雅各布·特明克、赫尔曼·施莱格尔和威廉·德·哈恩，使用西博尔德与比尔格相关藏品编写《日本动物志》，1833—1850年出版。[15] 西博尔德与约瑟夫·格哈德·祖卡里尼合作《日本植物志》。巴伐利亚植物收藏机构的历史介绍，将植物分类与描述归于专业研究者祖卡里尼，慕尼黑的重复标本也支持了这项工作。许多植物图版依据日本画师川原庆贺的绘画制作。采集标本、绘制图像和撰写科学描述，分别由不同的人完成。[3] [6] [7]

语言研究也依靠多人合作。1833—1841年出版的《日本文库》，有语言学者约翰·约瑟夫·霍夫曼和石版印刷者郭成章参与。[8] 莱顿大学近来的历史研究记述，郭成章从事石版印刷，还帮助霍夫曼学习中文与马来语。他的语言知识支持了霍夫曼的学习和书籍制作。[16]

活体植物的传播，又同书籍、博物馆标本不同。西博尔德在欧洲栽培日本植物，使藏品也用于园艺。他还继续受雇，向荷兰殖民部提供日本方面的建议。1845年，他与海伦娜·冯·加格恩结婚，组成另一个家庭，后来住在莱茵河沿岸的博帕德和波恩。这数十年里，他照料家庭、栽培植物、同机构协商并从事出版，也为条约改变后重返日本作准备。[1] [2] [3]

5. 1859—1862年：以商贸顾问身份重返日本

西博尔德1859年带儿子亚历山大再次抵达长崎。亚历山大后来的传记说，荷兰贸易公司Nederlandsche Handel-Maatschappij资助此行，让他担任商贸顾问。多年分离后，日本家人已有改变：稻已成年，师从数位老师学医，1861年在长崎开业。[17] 西博尔德与家人重新来往，也重新采集，这次来日又取得一批数量可观的民族学藏品。[2] [7] [9] [12]

1861年，他到江户幕府担任顾问，参与科学与政治问题，同年在出岛出版《日本公开信》。长崎大学目录介绍，这些信讨论货币、海军教学和樱田门事件。[13] 樱田门事件是日本武家政府一位重要官员遭暗杀的事件。[18] 这部出版物说明，西博尔德在整理首次来日材料之外，也讨论当时的日本；目录未能确定他对各项问题给出了什么具体建议。[9] [13]

**儿子怎样解释父亲的解职？**

西博尔德在日本的职务，同荷兰代表德·维特的权力发生冲突。亚历山大记述，对方要求父亲离开江户，荷兰方面干预、结束了任职，再经巴达维亚召回他。儿子为父亲辩护，把冲突部分归因于嫉妒。

这项动机解释属于亚历山大的说法，任职结果则较明确：西博尔德的幕府顾问工作结束，预期的后续外交任命也未实现。他1862年离日，最终退出荷兰公职。他的专业知识与日本人脉，仍无法化解幕府顾问身份同荷兰官方职权的冲突。[1] [9] [12]

6. 1862—1866年及身后：未能成行的第三次来日

离日后，西博尔德回到欧洲，继续藏品与出版工作。巴伐利亚收购了第二次来日的民族学藏品，他又定居出生地区。筹划法国与日本之间的商贸公司，给他带来再次来日的可能。维尔茨堡博物馆记述他前往巴黎、准备第三次旅行，却在成行之前于1866年死于慕尼黑。他一直把学术与商贸、政治任职相结合，试图重返日本。[1] [2] [7] [9]

出版工作未随其死亡停止。弗里德里希·安东·威廉·米克尔编辑《日本植物志》补充材料，这部作品的出版延续至1870年。1897年，西博尔德的儿子们推出《日本》经过修订、删节的第二版，以日记形式收入江户之行的完整往返过程；初版仅涵盖去程的一部分。因此，后来《日本》中的段落即便采用西博尔德早期文字，也经过该版的编辑整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