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出生在都城周边

行基于668年出生在蜂田乡，即今日大阪府堺市一带。父亲高志才知、母亲蜂田古尔比卖分别出自当地氏族。高志氏被记为百济系渡来氏族的后裔：百济是朝鲜半岛的古代国家，这种祖源关系并不意味着行基本人刚从海外迁来。

他成长于日本都城周边的核心地区。随着朝廷加强行政与僧侣管理，佛教受到国家支持，僧人的活动也受到更多规定的约束。[B-GYOKI-S03]

2 · 学佛与寺外活动

行基于682年出家，按当时的计龄方式，传统记载说他为十五岁。他学习唯识等佛教学说；传记提到道昭、义渊等老师，但师承的先后并不一致。道昭曾赴唐向玄奘学习，回国后也从事井、桥等工程，为讲授佛法与改善日常生活相结合提供了先例。

朝廷要求僧侣登记身份，并管理出家、居住和寺外活动。行基后来在寺外召集信众、接受捐献，需要面对的正是这套制度。[B-GYOKI-S03]

3 · 城里的基地，地方的往来

后世传记说，行基于704年将故居改为家原寺。他的活动随后伸向都城及周边地区。对733年人口赋税登记材料的研究指出，菅原寺位于平城京城内，是他的重要基地。

都城里有官吏家庭、市场和往来道路，能提供信众、食物与工程物资。行基的地方活动因而也依靠城市中的人际联系，并非只在远离都城的村落中展开。[GYOKI-N06]

4 · 谁参与了土塔工程

行基的支持者中，有下层官吏及其家属、渡来氏族后裔和许多女性。他们听讲、捐献材料、接待往来者，也帮助组织地方劳动。朝廷722年的批评提到女性参与，反映了当时官员对家庭秩序的担忧。[GYOKI-N06]

大野寺土塔的出土瓦片留下了另一种记录。约一千二百片瓦刻有文字，其中多数是人名，包括僧尼、带氏族称号者和只写个人名字者。不同身份的男女共同参与这座土筑佛塔，留下了比笼统的“民众拥护”更具体的痕迹。[GYOKI-N03, GYOKI-N04]

5 · 水池、道路与歇宿处

1175年编成的《行基年谱》列出截至741年归于行基团体的水池、水道、港口等工程，以及九处为往来者提供食物和歇宿的布施屋。年谱可能保存了较早记录，却仍是一部晚于行基数百年的著作，不能把其中每一项都当作八世纪现场记录。[B-GYOKI-S03]

土塔的瓦片和纪年为一项重要工程提供了实物证据。其他设施有的主要依靠后世传承，证据各不相同。较明确的共同特点，是佛教团体把募捐与改善水利、交通、歇宿条件结合起来。[GYOKI-N03, GYOKI-N05]

6 · 朝廷为什么限制他

717年，朝廷指责行基等人在街巷和人家中讲说罪福，聚集信众、索取供物，使人抛下生业。722年的奏报又把男子参与活动与逃避赋税相联系，把女性参与与家庭秩序受损相联系。这些是官员提出的指控，不能据此认定所有指控都已查实。

朝廷支持佛教，同时要求僧侣身份、出家和活动能够受到管理。行基的团体在这些渠道之外聚集人和物资，触及了政府对户籍、税收和劳役的控制。这些禁令也不足以证明所有活动都遭到连续、彻底的压制；后来双方合作，并没有让这些规定一并消失。[B-GYOKI-S03, GYOKI-N06]

7 · 有条件的让步

研究者把717—723年前后视为行基活动的转变期：从平城京基地向畿内各地扩展，公共工程增多，朝廷的态度也逐渐变化。他的团体并非始终以同一种方式活动。[GYOKI-N06]

731年的许可有明确范围。随行基修习、符合宗教条件的男性，须年满六十一岁；女性须年满五十五岁。这使一部分年长追随者取得宗教身份，仍保留了年龄与资格限制。朝廷并未全面放开出家和集会。[B-GYOKI-S03]

8 · 接近宫廷

行基与朝廷的接近经历了多年。731年后，他继续依靠菅原寺及各地工程活动。后出的《行基年谱》记载，738年行基在中宫的宫廷场所为三十二人办理出家，显示这批人已能进入此前受到限制的宗教活动。

另一项较晚记述说，圣武于740年在木津川附近的泉桥院与行基相见。会面的具体经过缺乏同时代记录。把这些材料合起来看，大佛诏发布前，双方关系已有变化；743年的合作有此前活动作为基础。[B-GYOKI-S03]

9 · 为大佛劝进

圣武于741年命各国建立僧寺与尼寺，743年在紫香乐发布卢舍那大佛造立诏，希望普遍照临的佛能护佑众生，并号召愿意献出少量草木、泥土者参与。745年朝廷返回平城京，工程在奈良继续，后来成为东大寺大佛。铸造与建堂需要金属、燃料、工匠、粮食和持续的劳动。[GYOKI-N02]

行基承担劝进，劝人以财物、材料或劳动支持工程。他多年建立的地方关系因此派上用场。朝廷官署、寺院领袖和工匠也各有职责，行基并不包办设计与管理；所有贡献是否出于自愿、他的团体占总投入多少，现存记录也无法完整计算。

10 · 获授大僧正

745年，圣武授予行基大僧正称号，使他的地位高于原有高级僧职。曾被朝廷贬斥的团体，其领袖如今受到尊崇。但这一高位仍处于当时的寺院、僧职和宫廷关系之中，并不等于行基能独自支配全部僧侣事务。[B-GYOKI-S03]

他的墓志记述了这次任命，并赞扬他虽居高位仍不以地位为满足。墓志属于葬礼中的纪念文字，这种赞辞不能直接当作职权说明。[B-GYOKI-S13]

11 · 大佛背后的不同职责

圣武发愿建造大佛，光明皇后也支持这一事业；行基劝人捐献，良弁作为东大寺第一任别当负责寺务。僧人菩提仙那于752年主持新佛像的开眼供养，此时行基已去世三年。东大寺后来合祀其中的圣武、行基、良弁和菩提仙那，称为“四圣”。这把不同职责、不同时间的参与者纳入共同的创建记忆。[GYOKI-N02, GYOKI-N07, GYOKI-N08]

官署、铸造工匠、供应者、运输及其他劳动者，还有地方捐献者，也共同支撑着工程。

12 · 没有等到铜身完成

行基于749年旧历二月二日在菅原寺去世，传统计龄为八十二岁。他的遗体火化后，遗骨葬在生驹山东侧，后来与竹林寺的奉祀联系起来。墓志的一块铜质残片保存至今；1235年启墓时留下的抄文，又保存了残片之外的生平记述。[B-GYOKI-S03, B-GYOKI-S13]

东大寺记载，大佛铜身在同年旧历十月铸成，752年举行开眼供养。行基帮助募集了工程所需的支持，却未能亲见铜身完成和后来的仪式。[GYOKI-N02]

13 · 行基菩萨与后世传承

行基受到与慈悲救济相联系的菩萨尊称。九世纪初的《日本灵异记》已收录他的灵验故事；1175年的《行基年谱》则整理寺院和工程年代。后来，各地又把更多寺院、池塘及佛像的起源归到他的名下。[B-GYOKI-S03]

土塔考古支持了一项重要工程与行基时代的联系，部分营建年代仍有待分辨。其他创始传说未必具有同等证据。行基的名字在地方宗教和文化中流传很广，已超出可以确实还原的生平范围。[GYOKI-N03, GYOKI-N05]

1 · 出身与正在形成的国家

668年，行基出生于蜂田乡，位于今日大阪府堺市一带。父亲高志才知出自高志氏，母亲蜂田古尔比卖出自蜂田氏。高志氏有百济系渡来祖源，当时已经扎根日本都城周边地区。渡来氏族及其后裔参与了佛学和官府事务。这样的家世把行基放在当地氏族和跨海佛教文化相交的环境中，却不能把他写成一位新近抵达日本的移民。[B-GYOKI-S03]

关于他的幼年，后世传记写得颇为丰富。1175年编成的《行基年谱》距离他的出生已有四百余年，可能收入了较早记录，也带着尊崇高僧的传统。幼年便深通佛法、表现非凡德性的形象，属于人们后来理解这位慈悲救济众生的“行基菩萨”的一部分，难以据此逐项还原童年。

行基成长和活动的时期，朝廷正在加强对人口、赋税与劳役的管理。701年颁布大宝律令，710年建立平城京，佛教也越来越深地参与宫廷护国、祈福等事业。国家赞助寺院，僧人的身份和活动同时受到法律规范。

进入佛门，使行基获得知识、修行传承与宗教身份；在大寺之外召集信众，又让他接触到并不容易纳入官寺日常管理的活动。此后与朝廷的冲突和合作，都发生在这两种处境之间。

2 · 从学佛到组织寺外活动

传统记载把行基出家定在682年，计龄十五岁。他学习唯识等教义，思考认识、知觉与经验的问题。道昭、义渊都见于师承记述，不过不同传记安排的老师和学习先后并不完全一致。[B-GYOKI-S03]

道昭的经历提供了一条值得注意的先例。他曾赴唐向玄奘学习，回国后培养弟子，也帮助修井、造桥。讲授佛法与改善生活条件，可以属于同一位僧人的事业。行基后来从事相近活动，但师承关系本身还不足以证明道昭曾亲授他某套具体土木技术。

律令规定的不只是僧人应当如何修行。出家登记、住处、服饰、出行、讲法以及与俗家往来，都关系到身份是否受到承认。一个人出家，也会影响他在户籍、赋税和劳役中的地位。行基仍以僧人身份在寺外活动，官员因此追问这些人由谁管理。

信众献出物资、参加劳动，同样可以被理解为积累宗教功德。要把这种意愿变成水池、桥梁和歇宿设施，还需地方赞助者、技术人员和持续协调。行基后来的许多事业依靠这些合作，不能倒推为出家时已经拟好的完整工程计划。

3 · 平城京里的菅原寺

后出的传记说，行基于704年将故居改成家原寺。此后，他在都城及畿内各地活动。历史学者胜浦令子研究733年的计帐，指出菅原寺位于平城京城内，是他的活动基地。这为人们常见的“高僧走入乡村”形象补上了城市的一面。[GYOKI-N06]

都城拥有官吏家庭、市场、运输路线和各种物资往来。在这里结识信众、募集食物与其他捐献，可以支持僧人走向各地，也能帮助安排工程所需的人员和材料。菅原寺与各地之间，因此形成了能够持续支持活动的人际联系。

讲法可以在街区、道路旁或人家中临时举行。听众接受教导，献出物资，有些人又参加工作或希望取得出家身份。官寺的参与机会受到身份、距离和仪式安排的影响，寺外讲法则让没有僧职的人也能接近教导。不过，集会、人员流动和供物也因此脱离了官员熟悉的管理渠道。

参与也有各自的条件。捐献物资和劳动未必都能由个人自由决定：土地与家庭的掌管者，可以影响依附者如何出力。这样的团体能从城市走向地方，为工程筹集资源，也会引起政府对集会和劳动力去向的警惕。

4 · 瓦片留下的参与者

行基的支持者有着不同的身份。对人口登记材料的研究，强调了城市居民、下层官吏及其家属和渡来氏族的作用。其中有些人掌握食物、材料、文字知识和地方关系，能为活动提供比一次听讲更多的帮助。[GYOKI-N06]

女性也占有重要位置。722年的官方奏报把女性参与宗教活动说成家庭秩序受损的原因；这至少表明，女性的行动已经引起官员注意。胜浦令子认为，她们的参与影响了723年以后团体的发展。官员的指责并不是中立的成员名册，现存资料也不能让我们替每位女性说明参与的个人动机。

大野寺土塔提供了看见具体名字的机会。这座塔用土和瓦建成，呈阶梯状，底边超过五十米。1997—2003年的发掘查明其十三层结构，出土瓦片装了五百三十一箱，其中约一千二百片在烧制前刻有文字。[GYOKI-N03]

名字中有僧人、尼僧、带氏族称号者，也有只写个人名者。字迹多不相同，堺市的介绍将参与者各自题写姓名视为主要解释；但一些姓名有所省略，只写短名或不写氏族称号，不能直接判为身份低微。瓦片使男女参与者变得可辨，却没有同时留下每个人捐献多少、是否自愿、承担什么工序的账册。[GYOKI-N04]

制作和搬运瓦片还需要专门劳动。纪年文字把土塔的一部分营建活动联系到727年前后，与后世年谱的记载相互参照。不过，这也不能证明所有瓦片属于同一次施工，更不能由姓名推断行基亲自认识每一位参与者。[GYOKI-N05, B-GYOKI-S07]

5 · 公共工程如何运转

《行基年谱》引录的一份741年工程记录，把十五座池、七条沟、四项开掘水道、三处水闸或导水设施、一条道路、两处港口和九处布施屋归于行基的活动。水池与沟渠使耕种用水更有保障，导水设施调节分配；道路、桥梁和港口方便官员、货物、军人及运税者往来。清单保存了重要信息，但今天所见出自1175年的年谱，不能因条目注明741年，就把它视为未经传抄的同时代记录。[B-GYOKI-S03]

布施屋的用途尤其具体。将各国产物作为税物运往都城的脚夫，以及服役者，可能在途中耗尽体力和食物。歇宿、进食和照护能减轻他们的困难。这种救济以宗教功德为理由，也间接帮助维持朝廷所依赖的运输和劳役；受助者的困境，本来又有一部分来自这些国家义务。

年谱还列出四十九处寺院或修行设施。有些条目可能沿用了旧记录，有些又经过后世整理。地方寺院、池塘或桥梁拥有一位古代高僧作为创始者，能增加声望，行基的菩萨形象也使这类故事不断增多。因此，各项工程可能保存真实的早期关联，也可能仅有较晚归属，不能一律视为本人亲手创建。

土塔的纪年瓦，为其营建年代提供了比单独一则创寺故事更直接的证据。它仍不能证明行基就是技术设计者。选址、土方、瓦片制作和施工，需要各类专门人员以及捐献者、组织者共同配合。

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较清楚的图景是：行基周围的佛教团体，能为地方用水、运输和歇宿需求组织资源。要落实到每一口池、每一座桥，仍须分别核对其记录，不能仅凭后来冠上的创始人名字确定八世纪的营建者。

6 · 僧尼令与朝廷的警惕

朝廷并不排斥佛教。佛教可以用于护国、治病祈愿和积累功德，寺院也有宫廷赞助。然而，政府同时要规定哪些人可以出家，哪些僧人能离寺、讲法和接触俗家。这使行基团体的寺外活动成为行政问题。

717年的命令，以贬斥语气指责行基等人在街巷和人家中讲说罪福，聚集信众、索取供物，使人放弃生业、偏离正道。材料保存的是朝廷的控诉，并非对每项行为完成调查后留下的中立结论。[B-GYOKI-S03]

罪与福的教导，能影响人们如何安排劳动、财产和宗教义务。在官员看来，寺外聚集、未经许可的出家和跨家户的供物募集，会扰乱户籍、赋税与劳役。722年的奏报对男子逃税和女性离开家庭秩序的担忧，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冲突；家庭又关系到生产、继承和人口登记。[GYOKI-N06]

参加活动的也有下层官吏和较有资源的家庭，双方因此并非整齐分开的“国家”和“人民”。地方禁令可能带来驱散、调整和压力，却没有使所有关系一并消失。团体继续活动，朝廷后来也在保留管理原则的同时，给一部分人取得宗教身份的机会。

7 · 从限制走向有限承认

胜浦令子的研究把717—723年前后看作转变期。行基以平城京为基地的活动向畿内扩展，公共工程逐渐成为重要内容，也开始与国家政策发生更多联系。这能说明团体在压力下仍有所发展；具体如何协商、每一项改变由谁提出，现存材料却没有完整过程。[GYOKI-N06]

731年的许可，让一部分年长追随者能够合法进入宗教生活。男性须达到六十一岁，女性须达到五十五岁，并符合相应的修习条件。年龄和性别门槛都写得很具体，说明朝廷仍在区分哪些人口能够脱离原有赋役身份。准许较年长者而保留对年轻人口的要求，也减轻了这一让步对税收和劳役的影响。获得许可的人，则不再因宗教身份未经承认而面临同样的处罚风险。[B-GYOKI-S03]

女性在722年受到批评，后来又被列入许可范围，显示她们没有从团体中消失。不过，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年龄门槛，也不能简单概括为一项统一、无条件的养老保障。

723年以后，开垦政策使道路、水利和相关设施对官员、土地掌管者更有用。这为理解公共工程为何获得更多容忍提供了背景，但不能把政策变化写成某次已知的私下交易。认可与赞助又可能使团体的活动更多配合政府的需要。731年的许可仍是局部让步；许多人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出家和集会的权利，朝廷与行基的合作也还未发展到大佛工程的规模。

8 · 宫廷往来的逐步增加

731年以后，菅原寺及地方工程仍支撑行基团体的活动。后出的《行基年谱》记载，738年行基在中宫的宫廷场所为三十二人办理出家。这条记录可能保存了较早信息；它具体涉及何种仪式程序和资格，仍不能完整恢复。若依其记述，宫廷已能为此前受到限制的群体提供出家机会。[B-GYOKI-S03]

后世记述又把圣武与行基的接触放在740年的泉桥院，地点靠近木津川，也与桥梁、道路及天皇出行联系起来。这容易被后来故事写成决定未来的相遇。现有证据能够支持双方在大佛诏前逐渐接近的脉络，却不足以复原当天的对话或一纸合作约定。

朝廷有资源和制度权威，行基的团体有多年形成的地方联系。两者合作可以把工程办得更大。到740年代初，他已由受到限制的宗教领袖，逐渐成为宫廷能够借助的人；每一步的条件和双方的具体交换，资料仍有空白。

9 · 从造立诏到劝进

圣武的统治曾经历严重动荡。737年的天花疫情和740年藤原广嗣的叛乱之后，朝廷数度迁移；741年，圣武命各国建立僧寺与尼寺，743年又在紫香乐发出大佛造立诏。卢舍那佛联系着普遍照临、众生共同繁荣的愿望。诏书号召愿意贡献少量草木、泥土的人参与，使很小的捐献也能被纳入这一宗教事业。[GYOKI-N02]

745年朝廷返回平城京，大佛工程在后来成为东大寺的寺域继续进行。地点改变意味着要重新组织施工和供给。金属、燃料、铸模、炉火、工匠和长期供粮，都不是一次号召就能解决的问题；朝廷的营造机构负责推动相应工作。

行基承担的劝进，是劝人贡献财物、材料与劳动。他在寺院、水池和布施屋等事业中形成的信任与地方联系，能把宫廷的号召传到官署和大寺之外。但工地的选择、技术安排和寺院管理另有负责人，良弁等僧人的工作也没有被行基取代。

诏书鼓励自愿参与，并不能证明全部投入都出于自由选择。等级关系和原有劳役义务仍会影响人们怎样出力，现存资料也没有一份完整账册，可以算出行基团体贡献了总量的多少。可以看见的变化，是朝廷如今需要此前难以管理的这批人的支持，而他们的活动也获得了新的认可。

10 · 大僧正的地位与限度

745年，圣武任行基为大僧正，把他置于原有高级僧职之上。学问、追随者、公共工程与逐渐增加的宫廷往来，早已给他带来声望；这次任命又使其地位在朝廷承认的僧职体系内明确下来。距717年的贬斥近三十年，朝廷与行基及其团体的关系已发生改变。[B-GYOKI-S03]

高级称号有助于他与寺院领袖、宫廷沟通，并使大佛相关活动得到承认。对捐献者来说，获得朝廷认可的工程也可能比受禁活动更令人安心。但任命带来的具体行政权限并未完整保存下来，不能把“大僧正”理解成对全国僧团实行个人集权的首脑。

当时的僧纲处理僧侣事务，大寺、学问传承和宫廷赞助者仍各有权威。行基的新地位也有利于圣武：天皇认可一位在地方信众中享有声望的僧人，同时将其更明确地纳入能够任用、纪念他的秩序。

墓志提供了接近行基去世年代的另一种见证。749年的葬具铭文记述745年的任命，称他居于原有僧职之上而仍不以高位为满足。原物现存残片，更多文字通过后世抄本传来。它是重要的生平材料，也是一篇为死者作赞的葬礼文字，其中对德行的描述不能直接当作行政职责表。[B-GYOKI-S13]

11 · 四圣与共同工作的许多人

东大寺后来奉祀“四圣”：圣武发愿建造，行基劝人参与，良弁作为第一任别当主持寺务，菩提仙那主持大佛开眼仪式。光明皇后也支持这项事业。四圣把不同职责和时间的贡献汇入共同的创建记忆；752年开眼时，行基已经去世三年，四人并未共同参加大佛完工后的仪式。[GYOKI-N02, GYOKI-N07, GYOKI-N08]

行基与良弁的工作可以相互配合，却没有形成绝对分开的两类僧人。行基受过既有寺院的训练，也接受朝廷授予的高位；良弁管理的寺院，同样依靠寺外资源。他处理僧人、仪式、寺产和宫廷赞助关系，行基则通过劝进联系寺院行政之外的贡献者。现存记录没有留下两人商议划分职责的对话。

大佛的造像与铸造，还须由技术人员落实。国中连公麻吕等人处理造像事务，铸造人员制作模具、安排炉火和铜料，供应者与运输劳动者使工作得以持续。行基募集的物资与人力帮助维持这些工作，具体的造像、铸造和供应仍由各自的人员承担。这样的共同工作，后来也使工程能在他去世后继续。[B-GYOKI-S09]

12 · 去世、墓志与继续铸造的大佛

749年旧历二月二日，行基在菅原寺去世，传统计龄为八十二岁。遗体火化后，遗骨葬于生驹山东侧。记述生平的长篇汉文刻在葬具上，写到他获授大僧正以及在菅原寺去世，为生平研究留下了少见的墓葬材料。[B-GYOKI-S03, B-GYOKI-S13]

这篇文字的流传，后来又经历了启墓与抄录。据记载，1235年，一位僧人因神示而开启墓葬，发现层叠的石质和金属容器，其中有银质舍利容器。铭文全文被抄下，原物后来在战乱中散失，仅存一块铜质残片。今天所能读到的，是八世纪葬礼文字经十三世纪发现、后续抄本和残片共同保存下来的材料。

残片可以帮助核对铭文的存在和书写形式，抄文则保存了原片已不包含的内容；死亡记述与编年史相合，也增加了其可信度。1235年启墓的神示故事属于中世信仰，不能据此确认749年下葬时的全部情形。菅原寺是行基生前基地及去世地，生驹山东侧墓地后来成为竹林寺奉祀的中心，启墓、展示舍利等又是此后数百年的事情。

大佛工程并没有随他去世停止。东大寺记载，铜身经过多次分段铸接，于749年旧历十月完成；大佛殿随后建成，菩提仙那于752年主持开眼。捐献者、工匠和寺院继续推进这项事业。行基为它募集支持，却没有等到铜身铸成。[GYOKI-N02]

13 · 从早期故事到后世创始人

行基去世后，佛教故事把他塑造成能察知隐秘因果、回应人间苦难的圣僧。九世纪初编成的《日本灵异记》已保存这类故事，说明他的圣者声望形成很早。它们以灵验和因果教导为叙述目的，不能当作一次次说法、相遇的现场实录。[B-GYOKI-S03]

寺院与地方也从他的名声中获得古老而尊贵的起源。寺、池、桥、佛像和道路不断与行基的名字相连；诗人和地图作者借用其权威，把他表现为智慧足以认识整个国土的高僧。1656年刊行的行基图，就属于这种后世地图传统，并不证明八世纪的行基亲自绘制了它。

1175年的《行基年谱》整理生平年代、四十九处机构和公共工程，部分信息可能源自更早记录，也有别处不见的条目。这使年谱不可轻易舍弃，但注明具体年月，仍不能消除它与八世纪事件之间的传承距离。

1235年启墓后，舍利展示与仪式使人们能以另一种方式接近行基；画像、绘传和东大寺的四圣奉祀，又给他固定了可见的圣僧形象。今天东大寺的行基堂建于江户时代早期，堂内后来安置的行基坐像仿自中世作品。现存堂宇和图像，呈现的是几百年纪念活动累积的结果。[GYOKI-N07]

土塔的纪年与建筑遗迹，能把一项工程联系到行基所处的年代；不少其他创始故事，则主要来自后世记述。地方保存这些故事，可能是在记忆一座寺、一口池与自身共同体的起源。行基的名字因而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其流传范围也远超过能够逐项证实的八世纪事迹。[GYOKI-N03, GYOKI-N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