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即位前的宝皇女

宝约594年出生，父亲是茅渟王，母亲是吉备姬王，童年生活记载很少。她先嫁高向王，生下汉皇子，后来成为舒明天皇的妻子。两人所生的中大兄和大海人后来分别即位为天智、天武，女儿间人则嫁给宝的弟弟孝德。[1][3][4]

舒明641年去世，宝于642年即位，后世称皇极。当时皇族中有不同支系竞争，苏我氏又握有重要权力。这位成年皇后凭皇族身份和宫廷经验成为君主，此后会亲自主持仪礼，并经历皇位的变化。[1][3]

2. 苏我氏与宫廷政变

皇极即位时，苏我虾夷及其子入鹿在朝廷势力强大。720年编成的《日本书纪》记载，其他求雨仪式未奏效后，皇极亲往南渊河源祈雨，随后降下大雨。这则故事表现的是君主主持仪礼的职责，不能据此证实祈雨改变了天气。[3]

643年，入鹿攻击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一家最终死亡。645年，中大兄与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在场的宫廷仪式中杀死入鹿，苏我虾夷也随之死亡。皇极是否事先知道计划，尚无确证；她随后让位给弟弟，弟弟即位为孝德天皇。[3][4]

3. 退位与重祚

皇极退位后获尊称皇祖母尊；孝德为天皇，中大兄为太子，苏我氏的其他支系也有人出任高官。皇位换了人，她与弟弟、儿子及女儿的关系仍把她联系在朝廷之内。[4]

653年，中大兄离开孝德在难波、即今大阪一带的宫廷，带着母亲、间人等返回飞鸟，即今奈良一带，许多官员也跟随离去，政治中心由此与仍在位的天皇分开。孝德654年去世，次年皇极再次登基，称齐明。中大兄继续任太子，成为处理政务的重要人物。[1][2][4][5]

4. 石山、运河与劳役

齐明655年重祚后，飞鸟板盖宫遭火灾，她暂住川原宫，656年迁入新建的后冈本宫。朝廷又开渠运石，修筑宫旁石山，并在吉野营建宫殿。《日本书纪》记载有人把运河斥为狂心渠，抱怨劳役繁重、营造木材腐坏。[5]

酒船石遗迹发现了石砌山体、龟形水盆及引排水设施，考古研究认为它们可能与仪礼、王权展示有关。史书中的抱怨之外，这些实物也保存了营造的痕迹；至于在那里举行过什么仪式、运石渠完整路线在哪里，仍难逐项复原。营造所需的人力和材料，也构成了统治的负担。[7][8]

5. 船队北行与远客接待

658至660年，阿倍比罗夫率船队沿日本海一侧北行，与蝦夷及肃慎接触。蝦夷是朝廷对北方不同群体的称呼，肃慎具体指谁也有争议。记录中既有战斗和俘虏，也有宴飨、赠物及向秋田等地首领授位；远来的客人还在宫廷接受礼遇。[5][10]

朝廷借船队、位阶和宴会向远方伸展影响，各群体受到的待遇却不同。北征记录有不同版本，地点和行动可能重复或重新编排，不能把这些记载连成一场已经征服、统一管理整个北方的战争。[5][10]

6. 有间皇子案

有间皇子是孝德的儿子，也是齐明的侄子。658年，齐明到飞鸟以南的纪伊温泉出行。按《日本书纪》的主要叙事，苏我赤兄向有间抱怨朝廷聚财和营造，诱发不满的谈论，随后又告发他。[4][5][14]

有间被捕后送往纪伊，接受中大兄讯问，随后在藤白被处死，相关人员也有人被杀或流放。史书对谋反计划有不同说法，太子参与讯问是明载的，齐明是否事先下令、赤兄得到过哪些授意则不清楚。指控本身不足以证明全部谋反细节。[5][11][14]

7. 丧孙与诗歌

658年，齐明幼小的孙子建王去世。《日本书纪》记她反复吟唱哀诗，以丘陵、谷地和飞鸟川的流水寄托思念，表示希望死后与孙子同葬，还命人把诗传下去。[5]

这些诗给宫廷政治之外的齐明留下了声音。不过，古代诗歌总集《万叶集》中归于冈本天皇的一些诗，作者也可能是舒明，不能全部认作齐明作品。《日本书纪》所记的丧孙和哀诗，则有明确的叙事归属。[1][5]

8. 援百济与最后的西行

660年，唐与新罗联军击败百济。百济复国军向倭请求武器和援兵，也要求迎回在倭的王子扶余丰，重建王统。齐明同意援助和王子返国，661年乘船西行，经伊予前往北九州，在博多和朝仓组织准备。[2][5][12][13]

同年，她在朝仓去世，扶余丰也于这一年返国。中大兄在母亲死后继续推进援百济，援军后来渡海作战；663年白村江之战以倭军失败结束。齐明参与的是援军的决定与准备，并没有亲历后来这场败仗。[5][12]

9. 合葬与留下的记录

齐明的遗体于661年送回飞鸟，667年与女儿间人合葬。牵牛子塚古坟有七世纪后期八角形墓体和两座石室，被认为很可能是两人的合葬墓，但没有墓主铭文直接证实，不能与传统官方陵墓指定混为一项定论。[6][9]

史书、诗歌和营造遗迹分别保留了她的一部分经历：主持仪礼、营建宫廷、接待远客，面对亲族死亡和半岛战争。两位儿子后来都当了天皇，她自身两度统治、一次退位的生涯也有独立的历史分量。[1][2][5][7]

1. 皇族中的宝皇女

宝约594年出生于统治大和地区的皇族，传世谱系记她的父亲是茅渟王，母亲是吉备姬王，弟弟轻皇子后来即位为孝德天皇。她本人两次当上天皇，后世分别称皇极和齐明，这两个名字并非指前后两位女性。[1][2][3][4]

720年编成的宫廷史书《日本书纪》记下了她的婚姻和子女，童年与所受教育却没有连续的记录。她先与高向王成婚，生下汉皇子，后来嫁给田村皇子，即舒明天皇。两段婚姻怎样转换，现有材料没有可靠的私人经历可供补足。[1][3][5]

宝与舒明的三个孩子，把她与后来的几处权力中心连在一起。中大兄和大海人后来分别成为天智、天武天皇，间人皇女则嫁给宝的弟弟孝德。宝既是君主的妻子，又是皇子的母亲、另一位君主的姐姐。早期皇位继承没有固定的长子直承规则，舒明一系与圣德太子一系各有可能的继承人，苏我氏所掌握的资源也足以扶持或打击其中一方。[1][3][4][5]

641年舒明去世，次年宝即位。由一位已有宫廷经验的成年皇后来统治，使皇位暂未直接落到她的儿子身上，也可以理解为推迟了男性皇子之间的争夺。不过，此后记载中的皇极会亲自主持仪礼，经历宫廷政变，并在退位后再次登基。皇族身份使她进入权力中心，她实际承担的职责则贯穿这段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活。[1][3][4][5]

2. 求雨、皇族支系与乙巳之变

皇极642年即位时，苏我虾夷任大臣，其子入鹿的权势也在上升。朝廷政务仍依靠拥有资源和亲族联系的有力家族，尚非一套完全由职务运转的官僚机构。君主则有自己的宗教职责。同年旱灾期间，各种祈雨仪式相继举行，虾夷倡导的佛教法事也未带来所期望的雨水。[3]

《日本书纪》随后记皇极亲赴南渊河源，向四方祈祷，雨水接着连降数日，众人称赞她的德行。这一叙事把救旱归于君主的仪礼与德行，显示史书怎样描写皇极的公共职责；它不构成仪式造成降雨的自然因果证据。[3]

643年，皇极迁入飞鸟板盖宫。同年，入鹿派人攻击斑鸠的山背大兄王一家。山背大兄是圣德太子的儿子，在继承竞争中代表另一支皇族。《日本书纪》记他们一度逃往山中，后来返回斑鸠寺，在围困中全家死亡。书中以不愿连累百姓的发言塑造山背大兄形象，这些话出自后来的叙述，并非可核实的现场记录。袭击确实消除了一个皇族支系，却没有证据据此认定皇极下令攻击。[3]

645年，中大兄与中臣镰足等人策划宫廷袭击。《日本书纪》把行动安排在接待半岛使者的仪式中：皇极在殿上，入鹿在场，谋划者控制宫门并安排武装人员入内。入鹿在皇极面前遭袭，皇极退入内宫，入鹿随后被杀。[3]

皇极事先知道政变吗

宫廷刺杀记叙中，入鹿向皇极申诉，中大兄又向她解释行动是为了保护皇族。史书记下的这场对答，不能分别当作她赞同、惊讶或全不知情的直接证词。皇极在场及退入内宫属于传世叙事的明确环节，事先是否参与计划则尚未证实。[3]

入鹿死后，其父虾夷也死亡，苏我虾夷、入鹿这一支失去支配朝廷的地位；其他苏我家支系并未从政治中消失。皇极随即让位给弟弟轻皇子，中大兄成为太子。宫廷刺杀和让位是先后发生的不同举措，皇极也仍然在世，继续与皇族及宫廷保持联系。[3][4]

3. 难波的孝德与返回飞鸟的皇族

645年，轻皇子即位为孝德，皇极退位后获尊称皇祖母尊，中大兄任太子。《日本书纪》记新君、退位的皇极和太子共同召集大臣立誓效忠，借此说明新政权的正当性；其中把对手称为逆臣的语言，也带着编纂者的立场。[4]

新政府的左大臣是阿倍内麻吕，右大臣是苏我石川麻吕，镰足担任辅佐角色。间人成为孝德的皇后，于是退位的皇极又是新君的姐姐、皇后的母亲和太子的母亲。官职与婚姻共同构成了朝廷的合作关系。后来统称大化改新的制度举措在这个政府下逐步提出，现有记录却不能把每一项都写成皇极亲自设计。[4]

孝德在难波建立宫廷，653年，中大兄请求返回大和，孝德不同意。中大兄仍带着母亲、间人及年轻皇族离开，许多官员也随之返回飞鸟。史书写孝德对此怨恨，这场离去也让留在难波的天皇与掌握人际联系和政务力量的群体分开。皇极参与了迁离，但材料没有清楚说明她是否首先提出、策划了这个决定。[4]

654年孝德病重，皇极等人回到难波；孝德去世后，他们又返回大和。655年，皇极再次登基，是传世天皇世系所记最早的重祚。后世称这次统治为齐明朝。中大兄并未直接即位，仍以太子身份承担重要政务，母子间每一项权力怎样分配，记载没有完整交代。[1][2][4][5]

4. 宫殿、石山和水工

重祚之年，飞鸟板盖宫被火烧毁，齐明暂时迁往川原宫。656年，朝廷在飞鸟冈本选择宫址，建成后冈本宫。营造并未止于一处宫殿：工程人员开渠运石，把石料送到宫廷东侧，围筑山体；吉野也建起宫殿。这些工程要调运沉重的材料、组织大批劳力。宫殿、石山与水工让君主能调动的资源显现在人前，也使宫廷在拥有势力的家族之间显出自己的规模。[5]

宫廷东侧的酒船石遗迹，使这些工程有了可见的考古线索。山体被石砌设施围整，北侧发现龟形与其他形制的石盆、铺石和引排水系统。奈良县的介绍从龟形设施及石作技术讨论大陆影响和吉祥意义；相原嘉之的研究则认为山体的作用更接近营造视觉上的纪念性空间，而非单纯防御工事。[7][8]

这样的解释把观看、进入仪式空间的人与王权展示联系起来。不过，遗址的设施和使用在后来也有变化，不能把每一块石头都归为齐明亲自安排，也难据遗迹确定当时逐次举行了什么仪式。运石渠的完整路线同样没有全部发掘出来，现有研究是在比较地形、遗构和文献的基础上讨论对应关系。[7][8]

《日本书纪》给工程留下的评价要尖锐得多。书中记录人们称运河为狂心渠，抱怨大量人力耗在掘渠、筑石墙上，宫殿木材又腐坏。它所列的万余劳役人数属于后出的历史叙述，不是今天逐人核验的工程统计。[5]

劳役负担与王权展示

史书中的抱怨和遗址中的实际设施，说明的是同一类活动的不同侧面。朝廷需要调运材料、组织人力，又通过石山、水工和宫廷礼仪表现君主权威，水工同时也有引导、处理水流的实际作用；参与营造的人则承担了繁重劳动。考古所见不能消除劳役负担，史书的贬评也不能独自解释全部工程用途。[5][7][8]

这些工程不宜被归结为一位女君主的无目的挥霍。现有材料支持讨论仪礼、展示和资源调动，却不足以还原她的全部私人构想。工程扩大了宫廷可展示、可召集的力量，其意义和代价会因君主、礼仪参与者与劳役承担者的位置而不同。[5][7][8]

5. 北方船队、位阶与宴飨

658至660年，《日本书纪》连续记载阿倍比罗夫率船队北行。记录涉及日本海一侧的秋田、渟代、津轻及更远地域，往来对象包括朝廷称为蝦夷的北方群体和具体身份未明的肃慎。这些称谓不能合并为一个统一国家，也不能把所有接触都称为同一次征服。[5][10]

658年的记叙中，一名秋田首领向船队说明当地持有弓箭的缘由，接受朝廷位阶，其他首领也获得承认，北方群体参加宴飨，受赠的物品中有表现军事和政治身份的器物。位阶与礼物使首领得到朝廷承认，朝廷也借此把较远的群体纳入自己主持的礼仪秩序。首领的答话按宫廷史书的视角保存，仍能看出这类接触需要当地人物回应，而不是船队到达便自动建立统治。当地人的具体利益，也不能只从史书所谓归顺的措辞中推得。[5]

记录还列有战斗、俘虏，以及接受赠物的客人。受邀宴饮和遭受攻击并非相同的待遇，船队和朝廷运用武力的一面也不能被礼仪掩去。宫廷接待远客时曾设置须弥山模型，把佛教的宇宙形象带入宴飨空间。来客受到隆重接待，显示朝廷安排远方群体的方式，却不能据此认定北方边界已经稳定。[5]

北征究竟到达何处

北征各条中有船数、战斗、来客和授位记录，又夹有不同版本，地点名称也未必都能确切对应。若直接把它们相加，就会画出一条看似明晰、实则未经证实的逐年征服路线。熊谷公男在研究开头指出，相关记叙本身疑点很多，某些涉及的最北地域，到奈良时代也未完全处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他因此强调先考察文本的形成和叙述。[10]

现有记载表明，朝廷把军事力量和承认地方首领的礼仪带往远方，并把来客、俘虏带入宫廷。至于各次行动的准确路线、记录是否重叠，以及建立了多长久的控制，仍需分别讨论。[5][10]

6. 有间皇子：指控与处刑

有间皇子是孝德之子，也是齐明的侄子；他的母亲出自阿倍家。孝德654年去世后，他代表着与齐明、舒明子女不同的一支皇族。这种身份使他的遭遇具有政治分量，却不能单凭血统推定他已有夺位计划。658年齐明前往纪伊温泉，有间留在飞鸟附近。[1][4][5][11]

谋反指控的不同版本

《日本书纪》的主要叙事让苏我赤兄先接近有间，抱怨朝廷聚集财富、开渠运石。有间作出回应，两人谈论不满，赤兄后来却参与告发和围捕。赤兄在故事中既是引发谈论的人，也是把指控送进朝廷的人。[5][14]

书中另存准备武装行动的不同说法，有的涉及纵火、袭击行在或调动船只。这些细节来自有差异的记叙，不能当成几份互相独立、已经证实同一阴谋的记录。谋反是朝廷给出处罚的理由，指控的存在本身仍不能证明有间确曾决定实行每一个被记下的计划。[5][11][14]

主要叙事接着写，参加宫廷营造的劳工包围有间住处，赤兄派使者向齐明报告，有间等人被捕并押往纪伊。中大兄亲自讯问有间；书中让有间把答案归于天与赤兄，这段简短发言同样出自后来的叙述，不能当作审讯笔录。[5]

有间随后在藤白被处死，相关人员也有人被杀或流放。孝德之子因此从皇族政治中被排除，营造所用的劳动力在此又成为围捕的力量。不过，记录没有说明全部劳工分别接受了谁的命令。[5][14]

谁应对有间之死负责

现存记叙明确让中大兄参与讯问，也把告发和处罚置于齐明统治的朝廷之内。本郷真绍等现代研究者由此追问赤兄与太子的政治责任。但材料没有独立证实齐明事先下令制造案件，也没有证明赤兄完全没有其他人的支持。[5][11][14]

有间、赤兄、太子与女天皇之间，事先怎样传达过意图或命令，现存记录尚未厘清。亲侄在她统治期间经朝廷指控、讯问而被处死，是可以说明的结果；把这件事写成某一人已经得到证实的完整清洗计划，则超出了证据。支持齐明地位的皇族亲缘，没有给予同一家族的每个人以安全保障。[4][5][11][14]

7. 建王之死与哀诗

658年，齐明的孙子建王去世，《日本书纪》记其年八岁，遗体暂置今城谷。书中说齐明十分疼爱这个孩子，死后悲痛难抑，并留下数首哀诗。诗里出现丘陵、谷地和飞鸟川的流水，让君主在政务与营造之外，以思念亡孙的声音进入史书。[5]

齐明又表示希望身后与建王同葬，命人传下这些诗，自己反复吟唱。诗歌、临时殡葬和墓葬嘱托一起保存了这段记忆。不过，愿望和命令的记载，并不等于考古已经确认最后合葬的位置。[5]

哪些诗可以归于齐明

《万叶集》有些诗以冈本天皇为作者名义，但舒明与齐明都与冈本宫有关。阪下圭八的文学解说提醒，不能仅凭这一称呼便把相关作品全归到齐明名下。《日本书纪》所附哀诗与建王之死有明确联系，《万叶集》个别作品的归属则仍有争议。[1][5]

史书既批评她统治时的劳役和工程，又记下她悼念孙子的诗。哀诗和合葬愿望，使这场家庭丧事也进入了宫廷的记忆。[5]

8. 百济求援与西行之死

660年，唐与新罗联军击败百济，国王等人被俘。百济本土的福信、僧人道琛等人组织复国力量，向倭请求武器和军队，并要求迎回在倭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复国军希望王子提供重建王统的中心，也需要武器和运输来继续战争。倭朝廷是在他们求援后作出回应，并未创造复国运动全部的目标。[5][12]

《日本书纪》以赞颂性的语言描写百济复国军的努力和战果；这些表述不能逐条当作战场胜利的独立证实。对于齐明的行动，较明确的是她同意援助，准许王子返国，命相关官员准备物资、安排将领，并以礼仪送行王族。史书把支援表述为君主施予的恩惠，其实际内容则是人员、武器和船只的调动。[5]

660年年底，齐明向西迁行，《日本书纪》又记命骏河造船。书中在允诺王子返国的记载后，还提示实际出发另见后年记录；扶余丰661年返国，不能把660年的准许和后来实施写成当天已经完成的同一行动。[5][12]

661年，齐明乘船经濑户内海、伊予前往北九州，抵达博多地区的岩濑宫，并把宫名改为长津。福冈市博物馆的介绍把博多放在海上交通与军事物资供应的背景中：对百济的支援需要在这里组织船只、人员与物资，宫廷西行也把准备工作带到了这一交通节点。[5][13]

长津宫在什么地方

《日本书纪》记载了岩濑改名长津，具体宫殿遗址却尚不能据此确认。博多的考古和对外交通材料提供了区域背景，不足以确定某一建筑就是长津宫，也不能把它与那津官家的位置直接等同。[13]

齐明随后从博多移往内陆的朝仓宫，于661年旧历七月二十四日去世。她亲自西行的生涯终止于援军准备期间，遗体先送回博多，随后由海路运回难波，并在飞鸟临时殡葬。[5]

神树与死亡记叙

《日本书纪》把朝仓营造时砍伐神社树木、神灵发怒以及宫廷人员生病死亡连在一起，还写到丧礼中出现异常景象。这些内容属于史书对灾异和死亡的解释，不能作为已查明的医学死因，也不能证明存在神灵报复。[5]

中大兄在母亲死后继续援百济。663年，倭援军与百济复国军在白村江被唐、新罗方面击败，战争结局发生在齐明死后。齐明作出援助决定、组织准备并亲自西行，后来的失败是这一决策继续实施后的结果。她未及见到结局，出发时的承诺也并不预先决定战争一定失败。[5][12]

9. 葬地、记忆与两次统治

齐明661年去世后，遗体送回飞鸟，最终安葬却在667年旧历二月。《日本书纪》记她与女儿间人合葬。间人既是她与舒明的女儿，也是孝德的皇后；这项丧葬安排再次联系起齐明、舒明与孝德几支皇族关系。[6]

牵牛子塚的墓主是谁

牵牛子塚古坟是一座七世纪后期的大型八角形墓葬，巨石内部有两座石室。飞鸟村介绍把齐明与间人合葬说列为有力的认定，但墓主并无铭文直接标明，其他解释也未因这一说法而自动排除。它与传统官方指定的齐明陵并非同一层面的认定。[9]

《日本书纪》中的合葬记载与墓葬的形制、年代，分别提供文本和实物线索，两者可以比较，仍不能因此把可能的对应变成已经发现姓名的结论。遗址保存了皇族丧葬的规模，史书则保存了葬礼的时间及关系。[6][9]

对齐明的后世印象还来自宫廷史书的取舍：它写她主持仪礼、接待远客，也批评劳役，记有间之死，并收录丧孙诗。考古揭示的水工和石山，则补出了史书褒贬之外的物质空间。她在白村江之败、两位儿子后来登基之前已经去世，但两度统治、退位后仍参与宫廷生活、重祚后营造和援外的经历，足以构成自身的君主生涯。[1][2][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