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使团路线与两位学者的任职经历
朝鲜出使德川日本,是并不频繁、开支很大的国家事务。1711年使团为将军更替而来,两国各自沿用的文书惯例,却表达着不同的政治秩序。对马持续维持双方关系,使不定期的使团来访得以进行。德川家宣就任将军后,朝鲜朝廷派出大规模使团。使团经对马、日本西部到江户,一路需要译员、各藩官员安排住宿、礼物,并仔细核对文书。留存的礼物清单,记录了外交往来所需的物品与安排。
雨森芳洲来自近江雨森村,即今天滋贺县长滨市。现代参考资料记他生于1668年,官方藏品说明则对这一传世说法仍有保留。他的父亲是医师,芳洲起初也学医,后来进入江户木下顺庵的门下。在江户,即今天的东京,学习也可能带来为藩主服务的机会。
顺庵讲授关于个人操守、治理的儒家典籍,学生还包括后来辅佐德川统治者的新井白石。1689年,顺庵推荐芳洲到对马藩主家任职。芳洲以学者身份受雇,将知识用于教育、政务。凭借这些学问和老师的推荐,出身医师家庭的芳洲开始为对马藩服务。
芳洲先住在对马藩的江户宅邸,1693年赴岛。对马处于日本、朝鲜之间,是双方关系的渠道,因此藩主家的职责超出自身领地。此后,芳洲长期以对马为据点,服务历任藩主,因任务而出行。典籍学习、语言工作与同外国人的实际交涉,在这些事务中紧密相连。
新井白石1657年生于江户,即今天的东京。父亲正济服务土屋家,该家领地以位于上总的久留里为中心,今属千叶县。家臣职位为一家提供公认的身份与生计。1677年,父子因家内纷争被驱逐,又被禁止另仕其他主君;失去职位以后,他们也失去了转而在别家继续任职的可能。
1679年土屋家断绝,禁令解除。白石1682年进入堀田正俊家,正俊1684年被杀,任职条件再次改变。白石又与堀田家保持了数年联系,直到1691年离开。主君家中的这些变故,反复改变了他谋职、求学的条件。
2. 江户要求修改,对马负责交涉
白石辅佐家宣时,认为原有外交称谓把将军在地区秩序中的地位放得太低,于是推动修改称号,同时调整接待的开支和礼仪。要求经译员、文书传达,两国统治者没有直接会谈。对马藩的生计和权威依靠经营朝鲜关系,必须将江户提出的要求转成朝鲜一方能够接受的表达。雨森芳洲就在这套中介安排中从事翻译、文书工作。
芳洲在中间处理交涉,需要留意江户接受的变化,会否引起朝鲜抵触,或损害对马的信誉。使团完成了任务,称号争议却显示,修改象征地位也会带来交涉上的代价。同一个称号,牵涉两国对君主、等级和先例的不同理解;后来的使团又调整了措辞。这场外交围绕文书展开,白石、芳洲的分歧也与各自任职的机构、职责有关。
3. 交涉之后:语言教材与武家历史
使团到达江户,交换礼物,完成礼仪事务。称号争议过后,两国仍维持往来,后来又修订称谓;外交语言继续由双方商议,也可以重新调整。
对马经营朝鲜关系,需要实际的语言能力。芳洲任职后学习汉语、朝鲜语,曾在长崎、釜山求学,多次到釜山草梁倭馆执行任务。倭馆是朝鲜管制下的日本贸易场所。朝鲜当局管理人员的进出和活动范围,朝鲜译员也向来访者介绍习俗、提供信息。芳洲在获准居留、交往的范围内,接触会话、文书和贸易事务,以此学习。
1729年的《全一道人》采用中国道德故事,将朝鲜语与日语译文并列。朝鲜语用日本音节文字片假名转写,没有采用朝鲜字母。金文姬的书目研究说明,这种转写为何有助于后人研究十八世纪发音。对当时学习者来说,熟悉的文字可以对应另一种语言的声音、表达,语言练习也与操守故事结合。
历史分歧:《交邻须知》由谁编集?
《交邻须知》收集词汇、会话例句,配有朝鲜语、日语文字,传统上与芳洲相联系。片茂镇也记录另一种观点:材料由译员在芳洲协助下编集。众多抄本、后续修订,使最早形态不易恢复。
这本书的影响还来自持续教学、使用。不断改变的各个抄本,留下了长期使用、修订的记录,并非芳洲在某一年一次写成、完整保留的单一文本。
1693年,顺庵推荐白石到甲府藩主德川纲丰家任职,讲授中国典籍、历史成为他的长期职责。1704年,纲丰成为日本武家政府首领将军的继承人,改名家宣,白石与主君的关系也随之进入中央政务。家宣1709年就任第六代将军。白石多年为家宣讲学,早已熟悉主君,也有机会直接向他进言,随后参与这一时期的政策。
《藩翰谱》1701年起草,1702年呈上,后来仍继续修订。书中记述337个武家,包括已经衰败的家族,通过谱系、婚姻、服务经历、政治行为,解释各家如何取得、失去地位。编排先从德川相关家族写起,再列其他类别的领主。它记述统治社会的历史,也给主君提供评判操守、义务的事例。
白石参考了大量历史记录、叙事材料,选择和编排仍影响成书。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展览以岛津义弘撤离朝鲜的记述为例:书中叙述奖赏时,将德川家康置于主导位置,展览将此解释为以德川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书中还有谱系错误、经过编写的故事,作为精确名录使用时有所限制。它既保存文献整理的成果,也呈现白石理解统治社会的政治视角。
4. 礼仪、文书与持续往来
使团留下物品、清单、诗歌和官方文书,记录了称谓争议以外的实际往来。双方关系依靠译员、各藩官员,以及两国政府在分歧中继续交流的意愿维持。1711年的使团接待,要将将军的威望、朝鲜外交先例和对马的中介地位,放进同一套称号、礼物与觐见安排中。礼仪交换背后,是具体的政务工作。
白石在将军身边调整政策,芳洲则在海上边界从事翻译、管理往来。两人的分歧说明,即使在常被称为封闭的时期,语言与先例方面的专门知识,仍是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能力。
芳洲以对马文书官员身份,随1711年、1719年朝鲜使团赴江户。任务将朝鲜政府、对马藩与德川将军联系起来,参与者沿途参加礼仪活动,也同日本学者交流。芳洲在这些交流中仍负责对马持续经营的文书、通信事务,学术交流的机会也伴随着公务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