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参勤交代与大名出行的管制

1635年之前，大名已经有赴统治者所在地参勤、以家属居住作为服从保证的义务。家光修订《武家诸法度》，明确规定轮流在江户居住。大名通常交替在将军所在地与本藩停留，不过具体日程、豁免，会随官职、距离及后来的规定而不同。

法令规定农历四月参勤，批评随从过多会拖累领地及居民，命令适当削减。队列仍须显示大名身份，规模却受管制。同一法令还要求道路、驿马、船只与桥梁保持可用，禁止擅设关卡。

大名回藩时，正妻与继承人仍须住在江户宅邸。东海道上的箱根关所检查离开江户的女性，附近居民也要出示通行证。虽然人们常用“入铁炮、出女”概括关卡管制，箱根实际上并不进行其中所说的入境枪械检查。

旅程需要住宿及接力运输，驿站与协助村庄供应人手、马匹，旅店及供货商也因此不断获得生意。中山道和田宿的后期记录显示，1832年大部分人夫劳役集中在春季。这是制度成熟后的季节性负担，距最初法令已有很长时间。

诸藩继续各自治理，大名则须定期来到江户，接受将军的礼仪与管制；家属留居又为服从提供了有力保证。1862年的改革缩短参勤时间，允许妻子、继承人选择住处，两方面的义务都放宽。道路、旅店同时服务其他旅客，不过支持大名出行的劳役，在沿线居民间分配并不均等。

1. 1635年以前的参勤义务

丰臣秀吉和最初几代德川将军统治时，诸侯已经前往统治者所在地任职、参加礼仪，一些重要家族也在政权中心附近设有宅邸。家属住在那里，可以作为服从的保证。

1615年的《武家诸法度》管制参勤随从的行为、人数，要求报告城池修缮，并禁止擅自缔结婚姻。家光修法之前，参勤已经是将军与诸侯关系的一部分，与其他管制相连。

1635年的修订法令明确要求轮流赴江户参勤，文字同时涉及大、小诸侯。制度由先后出台的要求逐步形成；谱代、外样身份、幕府任职及距离，都影响实际日程。大名反复来到江户任职，本藩仍由自己的政府治理，家属居住与行为限制也同时实行。

谱代家族在统一之前就服务德川家，外样家族则原先效忠其他势力，后来加入德川秩序。起初两者的参勤日程不同。中山道运输记录的一项研究指出，1642年的安排把外样大名参勤定在农历四月，谱代定在六月或八月。在幕府任职又可能有不同安排。1635年以后，义务还在扩展，各家的旅程也随规定而调整。

这些规则彼此配合。重建城池、缔结可能形成强大联盟的婚姻，需要许可；参勤则使幕府在江户更容易掌握大名及家属的动向。诸藩政府保留，独立行动的余地受到限制。费用也是需要控制的问题：参勤条文明确批评居民承受的负担，要求削减随从，并未将耗尽所有大名财力规定为唯一目的。

2. 旅程、随从与留在江户的家属

参勤条文规定农历四月到达江户，后来的日程及豁免又有所调整。大名交替住在江户、本藩，是基本安排，各家的具体日程并不相同。

条文批评随从过多拖累领地、居民，命令适当削减。大名带着随从、用具出行，队列规模受法令限制，但身份、公共职务仍会影响所需人数。

道路、驿站、马匹、渡船与桥梁接力支撑旅程。1635年法令明确要求这些设施保持可用，禁止私设关卡及新的通行限制。沿途运输由一个个驿站接手，协助村庄也可能被征调，补充人夫、马匹。旅店、承运者、供货商围绕这股交通做生意，沿线居民反复面对大名定期出行的需求。

大名离开江户返回本藩时，正妻、继承人仍住在江户宅邸。家属居住规定与参勤条文分别发展，使大名回本藩时，部分家人仍在幕府控制所及之内。东海道箱根关所检查女性离境，附近的女性居民也要持有通行证。为了限制大名家的女性逃离江户而采取的检查，也影响了这些家族以外的旅客。

加贺家臣的日记留下了队列出发前的准备。1855年，小川千之助奉命随前田齐泰出行，呈报仆役名单，安排津贴，并因疾病获准乘山轿。指令要求穿棉布衣服，禁止在佩刀上饰以金银。队伍3月13日离开金泽，亲不知附近的大浪延误了主队，3月27日抵达江户。到了宅邸，随从还须准备陈设、接待藩主与来客。公开队列的整齐，依靠出发前后办理文书、供应物资及许多人的劳动。

留在江户的女性虽然受居住限制，仍承担家内事务，经营人际关系。井伊家妻子参与养育继承人，与将军家、江户城大奥通信，维持家族需要的联系；信件、礼物也让分居两地的亲属保持往来。佐贺藩主锅岛直正的妻子盛姬是将军之女，她曾写信表达丈夫因守卫长崎获奖赏的喜悦。婚姻与通信连接了两个统治家族，盛姬往返两地的自由却仍受限制。

3. 两地家政与驿站劳役

大名定期在江户任职、参加礼仪，行动受管制；诸藩则通过家臣继续治理本地。正妻、继承人留在江户，是有别于大名本人定期参勤的保证，即使大名获准回藩，家人的迁移仍受限制。

费用包括路途开支、维持江户宅邸。法令对过大队列的批评，既涉及花费，也涉及从居民中征调的劳力，因此规定削减随从，并非要求无限支出。

和田宿1832年的记录列出全年人夫劳役17,759次、马匹劳役7,744次，需求大量集中在春季。这些数字反映十九世纪一个驿站的规模、季节性，不能用来衡量所有道路，或1635年的负担。

两地事务由人员、通信维持。1855年出发前，前田齐泰曾讨论离藩期间如何安排政务。江户宅邸内，办公处、家属住处、家臣宿舍各有空间。在那里任职的加贺家臣，大多由金泽派遣，而非当地招募。他们的津贴、房间与任职时间都须管理，本藩的行政也继续运作。

规模较小的高木诸家提供了另一种有记录的安排。他们是德川直属家臣，获准住在美浓领地，须轮流赴江户参勤。江户代理人的日记记下幕府通知、与其他家族代理人的接触，以及同本家交换的信件。不同办事机构借此保持联系，领主离开也未中断行政；这一直属家臣的例子，与大名的安排仍有区别。

运输劳役有时直接挤占农活。中山道的研究区分无偿接力与按官方费率付酬的服务，指出春季、收获季节需求尤其繁重，村民此时也需要自己的劳力、马匹。有些村庄因所负责的驿站太远，申请豁免，征调安排随之调整。和田宿的年总数背后，还有时令、付酬规则、供役村庄的差别，沿线并非人人承担同等负担。

4. 制度放宽与箱根关所的重建

反复的旅程维持了大路沿线的住宿、运输、物资需求。商家拥有定期经过的大名客户，驿站及协助村庄则供应接力劳役；赚得生意与承担负担的，往往是不同的人。

制度持续期间，日程、要求不断变化。1862年幕府改革缩短大名参勤时间，允许妻子、继承人选择住在江户或本藩，旅程义务与家属留居的保证都发生变化。

箱根的检查具体体现了女性出行限制。受影响的还有附近居民，大名及其仪仗队列只是关卡历史的一部分。今天展示的箱根关所建筑，则是在考古、文献研究后重建的。1999—2001年进行了发掘，2004年部分开放，2007年工程完成。现代重建恢复了旧关卡的工作空间，所见建筑并非完整保存至今的十七世纪原物。

队伍除礼仪用具，还携带家书、礼物。家臣在江户生活，也接触当地娱乐、时尚，雇用他们的藩主则试图管制开支、行为。加贺命令曾批评华丽服装、宅邸宿舍中的歌唱；1780年，该藩简化队列用具，同时改变赴江户任职的期限。参勤中既有文化接触，也有节用措施，这些例子所能说明的是具体交往，而非所有地方习俗都来自江户、文化交流都沿同一方向发生。

1862年放宽要求，也改变了家内生活。锅岛直正后来的妻子笔姬、其继承人的妻子驹姬，此后住在佐贺城。笔姬对新环境感到陌生，直正安排她与妹妹乘船出游；妹妹嫁进附近的立花家。迁居除了改变道路交通，还影响亲属往来、日常活动。

队列用具、重建的关卡，让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可见：旗帜、衣着、随从次序显示身份，通行证、工资津贴规则、驿站劳役及两处宅邸的维护，则支撑整个安排。箱根重建恢复的是关卡的工作空间，而参勤队列背后还需要这些人员与行政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