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贺：藩士需要学什么

在佐贺藩校弘道馆，读对一段文字只是学习的一个阶段。高年级学生还要向同学讲解经文，抽签决定谁先讲，再一起讨论。据博物馆研究人员南里昌芳介绍，这种教学重在共同研究，而非争胜论辩。^[1]

大隈重信后来批评弘道馆规定了统一的思想课程。学校要求学生提出和讲清自己的理解，却又限定了讨论所依据的学说。讨论与限制同时存在于这套教育之中。^[2]

水江的大隈故居与佐贺城历史馆，把这段求学经历放回藩政运作之中。藩士家庭培养准备任职的子弟；藩扩大原有学校、设立新的教学机构，又为受过教育的人安排新工作。家庭、学校与任职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大隈早年的求学道路。

大隈于1838年出生在父亲六年前购下的宅邸中。现存房屋原属佐贺城下町的武士家庭。国家文化财介绍记载了建筑延续至今的部分，也列出后来的改动：房屋向北移动了一小段距离，入口更改，厨房拆除。据传，楼上房间是母亲为大隈增建的。^[3]

房屋保留了家庭为孩子提供学习空间的痕迹，不过今天的布局已不同于大隈童年时的全部安排。家中可以为他准备房间，教学和学业认可则还要依靠家庭之外的机构。弘道馆把家中的学习准备与藩规定的要求连接起来。

佐贺藩是德川政治秩序下由锅岛家统领的地方行政组织，弘道馆培养其家臣的儿子。1850年实行的规定要求学生在二十五岁前完成指定学业，才有资格获任官职。学习因此也是藩士家庭履行服务义务的一部分。^[4]

家庭负责支持孩子持续求学，学校规定学什么、怎样达到要求。双方对任职的共同期待可以促成长期学习，但对于课程内容或教学方式，仍可能存在分歧。

二十五岁的期限，让家长知道孩子应在何时完成准备，也让学生必须逐步学完规定内容。培养子弟需要家庭多年投入；藩的教育要求，早在考察任职资格之前就已进入家庭生活。

1838年落成的佐贺城本丸御殿，由锅岛直正的藩政机构使用，兼有正式接待、居住与办公的房间。考古调查发现了与这些不同用途相应的基础遗迹。御殿既供藩主居住，也供藩处理政务。^[5]

不同部位的建造方式，反映出用料方面的选择。在部分事务用房的地下，调查人员发现以松木构成框架、填料夯实、再安放红色础石的基础。博物馆将这种做法与日记中为节约费用而采用松木和这种石材的指示联系起来。御殿各处并未采用完全相同的基础处理。^[5]

书面指示与地下遗迹的对应，说明节约费用落实到了工匠的具体用料和施工选择上。藩仍然营建御殿，只是对不同部位作了不同处理。

学校也在这一时期扩建。弘道馆创立于1781年，早于直正成为藩主。1840年，藩将学校迁至城北护城河附近，并扩大规模。这所已有的学校，在藩政需求变化时获得了更大的教学场所；它与御殿是两处不同的机构。^[6]

一部分新需求来自城外。长崎在德川幕府管理下继续进行对外贸易和海上往来，佐贺藩与福冈藩轮流承担警备。守卫港口的职责，使佐贺藩能够接触当地的信息和设备。佐贺城历史馆把这项职责列为十九世纪改革的条件之一。^[7]

学生在城下接受教育，日后却可能前往远处的港口任职。御殿容纳决策和公务，扩建后的学校培养准备服务于藩的人才；两者都要回应藩在其他地方承担的工作。

据南里介绍，弘道馆的学生先背诵、朗读，再学习文义，然后进入“会读”，共同研读经典。到了较高阶段，一人讲解，其他人参与讨论，再由另一人接着讲。讨论过于激烈或解释偏离时，教师会介入。^[1]

各阶段要求学生做不同的事。认字与诵读使他们熟悉文本；讲解则要求他们说明文字的含义。听同学解释同一段经文，又能接触到独自阅读时不易得到的另一种理解。

抽签让讲解任务轮流落到不同学生身上，而不总由最愿意发言的人先讲。听别人讲的人，也是在为自己即将承担的讲解作准备。个人的解释由此成为全班共同研读的一环。

讨论仍有规定的思想范围。大隈后来回忆，学校要求学生沿着同一套朱子学课程学习。这是弘道馆所认可的儒家解释传统。在他看来，规定学业又与家庭收入和任职相连，把不同的学生纳入了同一种培养方式。^[2]

南里描述的是教学程序，大隈批评的是学校认可的思想范围。学生可以积极讨论一段经文，同时仍须遵循规定的书目和解释框架。课程既训练记忆、理解、发言和倾听，也要求学生在既定范围内学习。

这段回忆反映了大隈与弘道馆之间的矛盾，其他学生的经验未必相同。他后来转向别的学科，进入的仍是佐贺藩支持的另一所机构。

早稻田大学的现代校史记载，大隈在1855年一次宿舍争执后离开弘道馆。次年，他进入兰学机构，1861年成为教师，阅读范围涉及物理、历史和政治等学科。^[8]

佐贺藩已在医学教育之外设置兰学教学。藩一面维持规定的经典课程，一面支持人们学习陌生的知识。大隈转学以后，仍在藩的教育机构中求学、任教。^[9]

学习荷兰语，使他能够接触更多材料。懂得词义之后，还要理解书中所述的过程、制度或论证怎样运作。讲清所读内容的要求仍在，只是阅读和解释的对象扩大了。

藩内还有实验研究。1852年成立的精炼方，由佐野常民带领学者与技术人员研究物理科学和机械。南里的介绍特别指出了实际困难：小型实验成功，扩大到实用规模后未必同样成功。^[10]

模型可以展示部件之间的关系，实际尺寸的机器能否按要求运转，还需另行试验，也可能需要更多经费。藩必须继续支持研究，才能把最初的成果推进到实际使用。

这与讲解经典的检验方式不同。经文需要读者理解其含义，实验则可能在原理已经理解之后，仍暴露出实际操作的困难。两种学习都需要组织和投入，却不能用同一种标准判断成效。

博物馆展示的应用科学史，说明藩对家臣的知识与能力提出了更多要求。大隈的语言学习和行政工作，与这项由不同人员分担职责的计划相交；他并未亲自参加每一个实验项目。

1864年，大隈提出经济方案后，获派到负责藩产品流通的机构“kawarishinakata”任职，因此前往长崎。1865年，他向荷兰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维尔贝克学习英语。公务把他带到了一处可以继续求学的地方。^[11]

此时，大隈已经教授过兰学，却又开始向另一位教师学习新语言。掌握一门学科后，他仍有必要学习其他知识；任职并没有结束他的学生生活。

佐贺藩需要在港口组织业务、销售产品，派大隈前往长崎有具体的公务目的。他在完成这项工作时，也有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现有记载并未说明这次任命专为他学习英语而作出。

1867年，藩在长崎建立外语学校，大隈在那里教授英语。学校于次年改名为致远馆。它的校舍虽在佐贺城下町之外，仍属于佐贺藩的教育机构。^[12]

离开城下町，可以意味着承担藩的另一项工作。在外地获得的知识，又可以通过教学回到藩的教育之中，学生却未必都经历与大隈相同的任职过程。

从藩士子弟、弘道馆学生，到兰学学生和教师，再到港口官员、英语学生和教师，大隈先后遇到了不同的环境、机会和要求。他后来的全国性政治生涯并非在其中任何一个阶段就已注定。

故居说明了他继承的家庭服务关系，佐贺城的制度沿革则说明，藩所需要的工作不断增加新的学科、职务和教学场所。新的求学机会既可能来自课堂，也可能来自任职。

故居旁的大隈重信纪念馆，是后来为介绍其生涯而建。今井兼次设计的建筑于1966年11月竣工，捐赠给佐贺市后，于1967年10月开放。旧宅保存的是他早年的家庭环境，纪念馆则回顾他已经完成的一生。^[13]

馆藏中的一幅家庭肖像，绘于1893年，为母亲三井子的八十八岁生日而作。画中有大隈、母亲和妻子绫子，记录的是晚年的纪念场合。^[14]

这幅有明确日期的肖像，与母亲为他增建楼上房间的传说，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家庭记录。肖像记录了晚年家庭纪念的场合，增建楼层的归属则仍以传说的形式留存。

佐贺城历史馆则以展览汇集分散的教育史材料。2018年的展览展出了弘道馆书籍、被认定属于致远馆的瓦片，以及大隈写的告别诗，展场设在复原御殿之内。^[15]

这些旧学校并未作为完整的校园一起保存下来。书籍留下学校使用的记录，瓦片与建筑相连，诗稿保存了大隈所写的告别诗句。博物馆将它们放在一起展示，便于比较各机构的联系；弘道馆和致远馆原本各有自己的校址。

佐贺城历史馆于2004年开放。御殿大部分是以1838年建筑为依据的现代复原，选择复原部位时兼顾历史材料与展览需要。其中的御座之间，是藩主居室，经历迁出和迁回后，仍保存着江户时期的原有建筑。^[16]

1958年，这栋建筑拆迁后被用作社区会馆，并增设入口等设施。迁回时，复原人员将木构件上的旧组装编号，与地下基础、照片、图纸及迁移时制作的详细模型相互核对。当年主持迁移的木匠也仍在世，能够提供意见。^[17]

木材上的编号帮助确定构件位置，基础遗迹说明建筑怎样坐落于地面，照片记录外观，模型保留了改作会馆之前的布局。木匠则补充了迁移施工的经验。复原人员把这些材料结合起来，恢复了房间的安排。

今天的历史馆，将复原空间、旧建筑材料和馆藏解释放在一起。御殿让参观者感受到藩政机构的规模，展品又介绍了城墙以外的求学和任职活动。

与大隈故居连起来看，佐贺的教育史包括家庭支持、学校规定、其他机构提供的语言与实验知识，也包括长崎任职带来的新学习机会。藩要培养能够任职的人，而职务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仍在变化。大隈的道路由这些具体机会与要求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