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道真请求重新商议遣唐使计划

894年，宇多天皇的朝廷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纪长谷雄为副使，计划恢复对唐朝的正式外交。道真当时是参议、汉学学者，后来才任右大臣。唐朝则已因长期动乱而衰弱。

旅居唐境的日本僧人Chūkan，经商人传回报告，道真据此重新评估危险。以前使团的记载已有海上死亡、遇袭，此番报告还提到到达中国后可能遭受困苦、饥饿、寒冷，问题不仅在于渡海本身。

894年九月十四日，道真上奏，请将报告交公卿、学者传阅，商议是否继续派遣。奏状要求就国家事务进行讨论，本身并非永久废止此后一切使团的诏令。

奏请之后，计划、使节职衔仍然保留，使团却始终没有出发。907年唐朝灭亡前，旧有遣唐使制度未能成功恢复。后世把这段持续未成行的过程，概括为894年停止遣唐使。

商人、僧人继续通过博多等港口及大宰府管理的渠道，运送消息、书籍、货物与宗教教导。商人早已将Chūkan的报告带来，道真的建议借助的正是既有往来。他未因奏请而新创这些联系，也未使所有官派旅行即时变成不受限制的私商贸易。

1. 使团之外，消息也由商人渡海

朝廷派遣的使团，曾把使节、僧人、学生、文献与器物送往唐朝。准备要有船只、船员、物资、官方许可，到达中国后还须接待、旅行。朝廷须权衡出使价值、航海危险及到达后的局势。

九世纪末，叛乱、地区冲突削弱了唐朝政府。日本官员、僧人已有几代学习中国文字、佛教的经历，仍继续关注大陆传来的学问、教义，也重视遣使的政治价值。894年宇多朝考虑新使团，任命学者、参议道真为大使，纪长谷雄为副使；两人能写汉文，是预期承担外交事务的官员。

没有日本使团出海时，消息仍会传来。旅居唐境的日本僧人Chūkan，把报告交商人带回，这项既有联系为朝廷判断提供了依据。

大宰府管理的鸿胪馆原是接待官方使节的设施，九世纪后期，外国商人也愈来愈多地通过这里往来。接待、货物、消息可以利用已有港口机构。朝廷计划派遣的使团，有正式受任的官员和外交目的，只是更广泛海上交通中的一项活动；其他旅客与负责监督接待的官员，仍在各自渠道中活动。

2. 九月奏请：先把报告交付商议

使节受任之前，朝廷已为恢复出使交换文书。894年，道真代表朝廷给Chūkan拟复信，留存文字既显示继续外交的兴趣，也承认动乱、筹备困难可能延误计划。八月，道真与纪长谷雄受任正副使，评估旅程成为道真的正式责任，此时使团仍在计划之中。

道真审阅了商人从中国带来的报告。奏状记述，文中具名的商人在前一年三月运回这份消息；僧人的观察须先渡海，再到筹划另一次航程的官员手中。报告描述唐境衰落、困苦，道真将它与历次出使记录比较：除旅途中的损失之外，到达目的地后还可能挨饿、受冻、遇上困难。

九月十四日，他提交奏状，请将报告送交公卿、学者，决定遣唐使是否成行。文书列出消息来源、风险判断与所请程序，将决定交付朝廷商议。

道真也解释，为何朝廷应重视Chūkan的报告。他赞许僧人虽旅居国外，仍为朝廷效劳，用北马、南鸟眷恋故土的古典意象表达其心。篇末又把出使视为国家事务，强调并非个人私事。这些措辞将报告、使节建议放在熟悉的汉文论说方式中；道真的私人恐惧、政治盘算，未由此得到确证。

奏状未记录后来完整的议事过程，也不是永久废止令。奏请后，计划与使节职衔仍继续使用，使团却没有出发。停止派遣的结果，是在一段时间中形成的。

3. 未能成行的使团与继续往来的港口

这次使团最终没有抵达唐朝，外交官、留学僧都未由该计划送到目的地。后来“894年废止遣唐使”的简称，依据的就是这份有日期的奏状与未成行的结果；重新商议的请求、延误的计划，与此后永久不再遣使，是不同的行政行动。

894年之后，出使筹备、职衔仍继续保留。907年唐朝灭亡，旧有使团制度未能成功恢复，向同一王朝派遣同类使团的机会也就结束。道真于894年写奏状时，唐亡尚未发生。

海外往来却继续进行。商船、宗教旅行者运来消息、文献、货物，在奏状之前已有这样的活动，Chūkan报告的传递便是具体例子。现存文书未显示，道真把所有外交职责即时移交给了这些旅客。

唐亡之后，贸易对方也发生变化。五代十国时期地区政权吴越的商人，带来越窑青瓷等货物；宋朝建立后，又有宋商往来。鸿胪馆发掘出的陶瓷，与到港记载共同提供证据，贸易联系随着不同政权、物资而变化。

输入货物仍须经过挑选。称为“唐物使”的官员，先为朝廷、贵族取得珍贵外来货物，余货才进入私人交易。港务官员、商人、船员、买家各有职责，也有不同的获取机会。海上交通延续时，官方仍参与其中，贸易受管理，各方收益并不相同。

4. 往来延续，学习与制作各有道路

海上交流通过港口、宗教群体继续，书籍、陶瓷、药物等货物在大型使团船队之外到达日本。商人、水手、地方官员、僧人依据各自安排工作。

汉文、佛教教导继续影响日本学问。假名书写、宫廷文学的发展，也利用既有汉字与文学惯例，有各自参与者和历史。道真本人以汉学闻名，所请求的只是判断特定局势下某次出使应否继续。后来的外交、输入学问仍有记载，此事并未使日本关闭海外门户、文化脱离大陆影响。

983年，东大寺僧人奝然获朝廷许可，搭商船赴宋，获得宋帝所赐印本佛经，又请中国工匠制作檀木释迦牟尼像，986年返回。这尊像保存于清凉寺。他的朝圣、接待、取得文献与订制造像，在一次旅程中结合皇家许可、商业航路及宗教目的，时间远在未成行的遣唐使之后。

本地创作同样有所选择。《古今和歌集》收录日本诗歌，序文却分别以假名、汉文写成。输入的陶瓷器形，也成为长门制造绿釉水壶的范本，福冈发现了这一类实例。作家、工匠各自改用大陆文字、器物，这些变化有不同参与者、具体过程，未能归于一次使团失败的单一原因。